1969年张爱玲在美国讲了什么？罕见英文演讲原声。
王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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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deas
- 张爱玲梳理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两次西化浪潮，指出个人主义的倡导旨在破除宋明理学与大家庭对个体的支配，以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并遏制宗族特权滋生的贪腐。 (0:00)
- 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受现实政治与道德审查过滤，1932年抗战危机与大萧条后，大量现代欧美严肃作家被边缘化，唯独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契合中国社会结构与心理而长期留存。 (11:27)
- 科举废除后新式教育大幅推高升学成本并固化阶层，加剧了本土未受正规西学教育者的被剥夺感，直接促成了中共延安文艺路线对“洋八股”的清算与对工农大众通俗形式的推崇。 (21:02)
- 冷战格局下海峡两岸均因政治考量压制或淡化了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遗产，导致六十年代港台严肃文学引介严重倒退，完全沦为依附于好莱坞影视的通俗消费品。 (24:45)
Detailed notes
## Background 本内容由王志安（王局）于2026年10月19日发布在YouTube频道，标题聚焦张爱玲1969年在美国发表的罕见英文演讲原声。视频页面附带有频道会员招募、Patreon赞助链接以及其著作《王志安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电子书的推广信息。
## TL;DR 节目围绕张爱玲1969年在美国的英文演讲展开，深度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的西化历程与曲折宿命。张爱玲从早年《新青年》倡导的健全个人主义切入，结合毛姆笔下的宋春舫与辜鸿铭，探讨了传统文化衰亡与西方戏剧、文学引介时的现实困境。随后，她追溯了《小说月报》时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盛行、战乱中《飘》等通俗小说的风靡，以及废除科举后阶层变迁对文学形态与政治文风的深层重塑。最后，张爱玲反思了冷战时期海峡两岸对五四遗产的压制，以及东西方文明因狭隘偏见而陷入的文化隔阂与对话停滞。
## Atmosphere & style 整场演讲流露出一种冷峻而深邃的历史沧桑感，张爱玲以从容清醒、略带苍凉的知性语调，娓娓道来百年中国文学在救亡与现代之间挣扎求存的命运。文本在尖锐的文化批判与生动风趣的文坛掌故间自如穿梭，既有对辜鸿铭茶壶论和洋八股译风的冷眼观照，又带着对曹雪芹与五四精神未竟理想的深沉叹惋。聆听过程中，观众能真切感受到一位流寓海外的文学大家站在冷战幕后，面对东西方文明彼此错位、互不理解的历史残局时所怀有的巨大悲悯与清醒的幻灭感。
## Bulletin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张爱玲梳理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两次西化浪潮，指出个人主义的倡导旨在破除宋明理学与大家庭对个体的支配，以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并遏制宗族特权滋生的贪腐。 - [11:2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687s) 西方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受现实政治与道德审查过滤，1932年抗战危机与大萧条后，大量现代欧美严肃作家被边缘化，唯独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因契合中国社会结构与心理而长期留存。 - [2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262s) 科举废除后新式教育大幅推高升学成本并固化阶层，加剧了本土未受正规西学教育者的被剥夺感，直接促成了中共延安文艺路线对“洋八股”的清算与对工农大众通俗形式的推崇。 - [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冷战格局下海峡两岸均因政治考量压制或淡化了五四文学的自由主义遗产，导致六十年代港台严肃文学引介严重倒退，完全沦为依附于好莱坞影视的通俗消费品。
## Key takeaways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新青年》终结了林纾文言“双重翻译”的繁琐模式，使白话文与西方启蒙思潮紧密结合成为改造中国深层社会结构的武器。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五四时期推崇健全的个人主义不仅是争取恋爱与离婚自由，更是为了树立个人道德操守，破除宗族大家庭对基本人权的剥夺及贪腐根源。 - [02:3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55s) 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道路注定失败，因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与文化优越感无法仅靠表层技术嫁接实现现代化，旧文学亦陷入写官僚与妓女的死胡同。 - [05:4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347s) 宋春舫主张中国话剧优先借鉴法国斯克里布的“佳构剧”而非易卜生的高深问题剧，因缺乏西方现代戏剧传统前必须先掌握紧凑的戏剧结构才能谈超越。 - [08:4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527s) 辜鸿铭留长辫、吸鸦片并以“茶壶配茶杯”辩护多妻制，其针对西方霸权的愤怒质问反映出在文明屈辱下的傲骨反弹，而毛姆的推崇则暴露出西方将东方视作停滞静态画卷的猎奇心态。 - [11:2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687s) 《小说月报》时代曾掀起译介东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热潮，但随着日军侵华、大萧条及苏联军援的到来，中国文坛迅速走向左倾与政治化筛选。 - [14: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890s) 救亡图存的语境催生了排斥消极与隐秘欲望的道德审查机制，形成了“马克思可以，弗洛伊德不行”的定式，唯有沙俄文学因官僚体制相似与挽歌式怀旧引发广泛共鸣。 - [14: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890s) 话剧舞台曾因时空错位让民国女演员穿现代晚礼服演《茶花女》，反映出十九世纪西方女性反抗家庭禁锢的母题在三四十年代中国仍是血淋淋的现实。 - [17: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070s) 通俗文学翻译在乱世中大发横财，傅东华译《飘》在沦陷区上海改编话剧引发轰动，女主角斯嘉丽现实自私的生存哲学深刻抚慰了朝不保夕的民众。 - [2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262s) 传统科举制度依靠廉价私塾与糊名誊录维持了底层的纵向流动，废除科举后的西式精英教育导致阶层板结，成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抗拒“洋八股”的深层社会心理根源。 - [2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262s) 六十年代末中共官方文风全盘承袭了三十年代左联的生硬直译与晦涩“洋八股”，而国民党官方文风则倒向通俗意译与《读者文摘》式的流畅风格。 - [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西方长期仅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记录政治变迁的社会学文献，加之作者普遍流露的悲愤与自厌，使作品难以在西方获得纯文学审美的认可。 - [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红楼梦》超越时代具备了现代小说的深邃质感，但曹雪芹早逝与后四十回续书的断裂，使其未能彻底完成便随中国古典小说一同走向衰亡。 - [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冷战时期大陆与台湾均因政治原因压制或淡化了五四自由主义传统，欧美汉学界研究又割裂现代只读文言，导致中西认知出现严重断层。 - [27:3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652s) 六十年代末港台对西方严肃文学的消费全面附庸于好莱坞电影包装，纯文学作品如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面临商业出版社无人问津的窘境。 - [27:3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652s) 经历七十年的两次西化努力，东西方在对话中并未重现盛唐海纳百川的自信开放，反而在各自狭隘固定的成见与有限的眼光中渐行渐远。
## Detailed walkthrough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白话文学运动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诉求
林纾翻译小说的风行年代，恰好与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兴起相互重叠。这一转折时期的核心风向标是《新青年》杂志，特别是在1915年至1920年的最初五年间。1921年之后，该刊物彻底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早期，它在社会公众中引发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并终结了那种把外语翻译成一种已经不再通用的文言文、形同“双重翻译”的繁琐方式。白话文学运动随后与1919年爆发的爱国五四运动紧密结合，在清朝覆亡、军阀混战、国家长期深陷危局的背景下，西方最优秀的文学与思想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起便大量引介西方大家，翻译了托尔斯泰、马克思、罗素以及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著作，甚至推出过易卜生专号。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倡导引进这些思想，核心意图在于借助西方的思想武器改造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个人主义不仅关乎个人权利，更关乎国家现代化的责任基石。当时的教科书不厌其烦地编入最早译成白话的西方短篇小说，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描写普法战争期间老军人目睹敌军开进巴黎的小说、莫泊桑的《项链》以及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几乎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在求学阶段反复读过数遍，普法战争也因此在整整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中占据了不可磨灭的分量。
“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纠正家族制度的过度支配，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这种制度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 张爱玲指出，当时中国年轻人最迫切关心的诉求，是为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自由，以及那些被迫接受包办婚姻、婚后深陷不幸的人能够离婚的权利。但更深层的考量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能够培育现代公民的责任感，“自我意识增强以后，一个人会把个人操守，看得比供养大家庭众多眷属的义务更重要；而后一种义务，正是中国贪污的根源之一，正如今天一些新兴国家的情形。”
```mermaid flowchart TD accTitle: 五四时期文学与社会思想转型路径 accDescr: 展示从林译小说到白话文学及个人主义思想启蒙的发展路径
subgraph Phase1 ["翻译与文学变革"] A["林译文言小说（双重翻译）"] --> B["白话文学运动与《新青年》"] B --> C["西方经典引入（托尔斯泰/易卜生/杜威）"] end
subgraph Phase2 ["社会制度反思"] C --> D["倡导健全个人主义"] D --> E["挑战宋明理学与传统大家族支配"] E --> F["追求婚姻自由与确立个人操守责任"]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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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55s) 文化遗产的衰落与“中体西用”的困境
面对外界关于“一个拥有值得自豪的文化遗产的国家为何要放弃传统重新开始”的质疑，张爱玲从艺术生命的内在规律作出了剖析。任何艺术风格在抵达巅峰后都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中国文学史经历过数度高峰，但到了二十世纪初，传统旧文学的生命力已然枯竭。旧时代的文学遗产固然精妙，但就像一件制作考究的旧衣裳，对于身处激变现实中的现代人来说，已经完全不再合身。中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与自身当下真实生活产生连接的新文学。
针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困惑——为什么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只把西方文明作为补充，而一定要“拆毁自己”——历史早已给出了残酷的回答。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试图以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为根本、仅吸纳西方的技术工具，但这条改良道路根本走不通。一个庞大如大洲的国家，其沉重的历史包袱与庞大的人口基数构成了无法撼动的巨大惯性，长久以来的文化自满与优越感，使得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无法主动吸收那些浮于表层技术之外的现代文明精髓。
“到了本世纪，正如胡适所说：我们当时的小说，都在写官僚和妓女，或者写表面不是官僚、实为官僚的人，以及表面不是妓女、实为妓女的人。” 张爱玲援引胡适的这一犀利论断说明，当时风靡一时的狭邪小说、官场小说，从妓女恩客一路蔓延到交际花与幕后政客，彻底丧失了关照现实世界的力量，促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决绝地另起炉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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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4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347s) 毛姆笔下的戏剧革新者：宋春舫与斯克里布
英国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于1920年游历中国，并在1922年出版了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书中记录了他与两位未具名的中国学者的会面，生动勾勒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其中那位被毛姆称为“研究戏剧的人”，正是曾在日内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深造、通晓多国语言并用法文著述中国戏剧的北京大学教授宋春舫。宋春舫的留欧背景让他对法国剧作家斯克里布（Eugène Scribe）所代表的“佳构剧”（well-made play）推崇备至，力主将其作为中国戏剧变革的典范。
宋春舫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戏曲高度程式化、象征性的手法，转而追求结构严密、冲突集中且带有出人意料大落幕的现代话剧。他甚至向毛姆大力称赞欧仁·布里欧（Eugène Brieux）那部以性病为题材、带有浓厚社会说教色彩的剧作《病夫》（*Les Avariés*，英译《受损的货物》*Damaged Goods*），这让看重艺术趣味的毛姆大感反感与费解。然而宋春舫有着基于中国现实的考量，他发现易卜生和萧伯纳的高深问题剧在当时的中国舞台上屡屡受挫，普通民众与青年学生根本无法消化，而结构紧凑、戏剧性强的佳构剧反而最契合中国受众的心智。
“宋教授1921年写道：我看过易卜生和萧伯纳的问题剧，在中国舞台上失败，我读过的西方名剧里，没有一部像斯克里布的作品那样适合我们的国民心理。” 张爱玲为宋春舫辩护指出，传统中国戏曲融合了唱念做打，没有西方剧场里那种鲜明集中的戏剧高潮，甚至连大幕这种道具此前都不存在。中国人必须先学会掌握并拥有一种戏剧形式，而后才能谈超越，“你必须先拥有一种东西，然后才能超越它。” 三十年代剧作家曹禺的剧作虽普遍被认为受尤金·奥尼尔影响，但现代学者研究证实其戏剧结构深深刻着斯克里布学派的印记，证明宋春舫的构想比他的时代早了整整二十年。
- 1920年前后从日本引进的早期话剧（文明戏），演出中常常插入即兴发挥的长篇时事政治演说，甚至因此引来观众席雷鸣般的喝彩，成为那个动荡时代的独特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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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527s) 哲学家辜鸿铭：茶壶论与文明的激愤
毛姆在《在中国屏风上》描绘的另一位学者是“哲学家”辜鸿铭，他也是整趟中国之旅中唯一给毛姆留下深刻正面印象的人物。辜鸿铭精通英、德文学，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与牛津大学，其英文著作风格深受托马斯·卡莱尔与马修·阿诺德的影响，林语堂也极度推重他对儒家经典的翻译。然而，比起学术成就，辜鸿铭名扬于世的更是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乖张个性：他公然吸食鸦片，并在满清覆亡、剪辫成风的民国时期依然固执地留着长辫，以此宣示对旧王朝的忠诚。
张爱玲生动地回顾了围绕辜鸿铭流传的多则著名轶事。有一次在电影院，身旁两个外国观众看着他的长辫指指点点、窃窃发笑，辜鸿铭便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抓耳挠腮、挖鼻孔、往地上吐痰，扮足了粗鄙东方人的模样，随即却突然转过头，操着一口纯正优美的牛津英语与身旁的同伴高谈阔论起极其深奥的西方哲学，令外国人目瞪口呆。在为一夫多妻制辩护时，他指着桌上的茶具留下了一句名言：“一个茶壶配好几个茶杯，而不是一个茶杯配好几个茶壶。”
毛姆造访时，辜鸿铭同他大谈大卫·休谟、乔治·贝克莱等英国哲学家如何向神学妥协，并将这些哲学论述最终全盘导向论证儒家文明的优越。当谈到那些欧美留学归来、试图砸碎数千年中华文明体制的激进中国青年时，这位老人的言辞瞬间变得愤怒而暴烈。
“是谁请你们，把这些丑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的？” 辜鸿铭对着西方作家厉声质问，“等黄种人造出的枪和白种人一样好，打得一样准，你们的优越感又将如何？” 张爱玲指出，这完全是一种出自屈辱与傲骨的本能反弹，而非严密的哲学论述，但其力量穿透历史，至今听来仍极具现实刺痛感。毛姆对辜鸿铭的敬重，恰好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对待东方的典型心态：他们推崇东方古老神秘的隐士，渴望中国永远停留在十八世纪耶稣会士笔下那种美丽、善良而静止的画卷里，打心底里抗拒看到中国发生真正的现代化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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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687s) 《小说月报》时代与现实政治下的文学转向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西化的第二阶段以商务印书馆旗下的核心刊物《小说月报》（1921年至1932年）为标志。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惨遭日军轰炸焚毁，《小说月报》的辉煌历史戛然而止。二十年代初是一个洋溢着孩子般兴奋与新鲜感的时代，整个西方世界仿佛刚刚被中国青年“重新发现”。人们如痴如醉地谈论着那位年纪轻轻便溺亡于心爱大海中的金发诗人雪莱，谈论着中国本土未曾见过的夜莺与云雀。当时知识界普遍认为，西方对外殖民侵略虽然可恶，但西方本土内部一定是公平、正派且进步的；若有人指出西方社会的内在阴暗面，反倒会被激进青年批评是在替中国自身的积弊找借口。
《小说月报》包罗万象，许多日后蜚声文坛的中国现代作家都在此发表了处女作。杂志开辟大量版面译介十九、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尤其是被压迫的俄国及东欧小民族作家作品，编者试图借由这些弱小民族反抗强暴的经验来启迪中国。刊物上既有希腊神话、萧伯纳的《风云际会》（*Arms and the Man*）、王尔德的《莎乐美》，也有日本作家菊池宽与芥川龙之介的作品，芥川的小说尤其对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紧逼，国内政治空气骤然收紧。国民政府在抵御外侮上的消极退让令青年深感沮丧，对西方列强与国际联盟调停的幻想也化为强烈的怨愤。再加上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爆发以及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左倾浪潮，抗战初期来自苏联的实际军事援助，使得1932年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狂暴的政治漩涡中。
“介绍过来的西方作家，只有俄国人留下来了。” 张爱玲观察到，曾经被译介进来的大量西方文学巨擘在现实政治的筛选下迅速被边缘化。司汤达的《红与黑》翻译出版后波澜不惊；荷马、希腊悲剧、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波德莱尔和萧伯纳也渐渐无人问津；克努特·汉姆生的《饥饿》以及辛克莱·刘易斯的《大街》虽然译出，但语言寡淡无味，完全丧失了原著的文体神采；哈代、德莱塞、斯坦贝克与奥尼尔的境遇稍好，但整体西方现代文学的传播空间已被极大地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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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890s) 道德审查、易卜生热潮与俄国文学的共鸣
新文学运动从一开始就背负着道德争议与守旧派的攻讦，因此改革者在挑选翻译文本时显得如履薄冰。这一选择机制必须符合救亡图存的积极价值，严厉排斥任何颓废、消极、暧昧或玩世不恭的倾向。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因为涉及隐秘欲望而被视作危险，描摹人性丑恶与社会污秽的现代西方作品被视为不合时宜，最终形成了“马克思可以，弗洛伊德不行”的翻译定式。浩瀚的西方现代文学被层层过滤，唯独十九世纪的俄国现实主义批判文学不仅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其崇高地位甚至历久弥坚。
在戏剧领域，易卜生的众多作品中最终唯有《玩偶之家》深入人心，甚至成为当时全国各大女子学校毕业演出的“标准保留剧目”。另一部能被搬上舞台的西方戏剧是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被视为略显大胆），以及小仲马的《茶花女》。荒诞的是，由于古装西方戏服难以筹集，这三出年代各异的戏在舞台上全部被安排穿现代西式礼服演出，张爱玲甚至亲眼见过女演员穿着露背晚礼服出演茶花女。但从深层社会心理来看，这种时空错位却无比真实：十九世纪西方女性反抗家庭禁锢、争取人格独立的处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依然是血淋淋的“当代现实”。
抗战全面爆发后，话剧舞台因大批激荡人心的爱国历史剧而一度畸形繁荣。然而到了抗战胜利后的战后时期，厌倦了说教历史剧的观众面临着极度贫瘠的舞台剧目。当时上海等地舞台上能演的戏总共不过八九出，其中竟有四出直接改编自外国名著：《呼啸山庄》、果戈里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底层》以及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挨耳光的人》，其中三部均出自俄国。
“俄国作品的受欢迎，被解释为两国社会结构相似，例如官僚制度。所以《钦差大臣》特别能引起共鸣。” 张爱玲深入挖掘指出，中国人对沙皇俄国文学的天然亲近，远远不止于社会弊病的相似；它优雅、忧郁而充满怀旧感，像旧中国一样经历了更猛烈而残酷的终结，这种隐秘的亲切安适感，即使是当时最为激进的左派文人也能心安理得地沉醉其中。
- 中国民间与文坛习惯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称作“外国《红楼梦》”，因其结构宏大、卷帙浩繁，且同样刻画了众多性格鲜明、极具魅力的女性群像。 - 屠格涅夫与高尔基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基础；即使是思想深沉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通中国读者读起来也毫无滞碍；苏联早期的短篇讽刺小说与自杀离世的金发诗人叶赛宁也曾风靡一时，甚至启发了中国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笔名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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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070s) 翻译的通俗化、误译掌故与《飘》的轰动
随着严肃西方现代文学译介的退潮，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消费景象：一些水平平庸的翻译者将目光转向英汉对照的学校课外读物，将其经营成了一门极其暴利的生意。这类对照读物如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司各特的《艾凡赫》，由于充斥着低级误译，屡遭学校明令查禁。但通俗文学的巨大市场由此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便是多产翻译家傅东华翻译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巨著《飘》（*Gone with the Wind*）。
这是第一部在中国社会引起轰动、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美国现代通俗小说。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沦陷区上海，《飘》被迅速改编成了大型舞台话剧，甚至巧妙地将美国南北战争背景置换为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引发了长盛不衰的观剧狂潮。女主角斯嘉丽（郝思嘉）那种顽强、现实乃至略带自私的生存哲学，极大地抚慰了战乱动荡中朝不保夕的普通民众。直到数十年后的台湾报刊上，张爱玲依然能频繁读到作者们援引斯嘉丽的名言。
“就在几年前，我还在台湾刊物上读到斯嘉丽那句话：‘今天不想，明天再想。’” 张爱玲由此联想到翻译界的一系列掌故：傅东华随后翻译历史通俗小说《琥珀》（*Forever Amber*）反响平平，但他早年翻译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时，曾因将“1776年的英雄们”（the heroes of seventy-six）极其滑稽地误译成“七十六烈士”而沦为文坛笑柄；此外，另一句在坊间广为流传的经典洋相误译，则是某位译者将西式宴会上的祝酒词“Someone proposed a toast”生硬直译为了“宴会上，有人举起了一片烤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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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262s) 科举废除后的阶层困局与“民族形式”的政治滤镜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作家所承受的意识形态规训比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更为严苛，但在对待西方古代及近代文学遗产上，最初曾沿袭苏联模式作为庇护所。五十年代初，大陆曾计划组织顶尖翻译家系统翻译巴尔扎克全集。在那个当代读物极度匮乏单调的时期，西方古典名著成为了人们如饥似渴争读的精神食粮。张爱玲感叹，这些经典在当时的中国是真正活在普通人眼里的，而不是像在现代西方社会那样沦为一种“可疑的永生”——人们往往只在好莱坞翻拍改编电影时才记起它们。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摧毁了这一空间，所有西方与俄国文学均被打入冷宫。
张爱玲进一步追溯了毛泽东思想对文学形态塑造的深层历史心理。外界常将毛泽东强烈的文化排外倾向归结为其个人教育背景的局限，但这在本质上是近现代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碾压与歧视下产生的一种剧烈心理代偿。在传统的科举制度下，底层的教育成本极低，全族中举者出资设立族学供贫寒子弟免费就读，乡村私塾先生一年仅收三次鸡和蔬菜等实物作为束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纵向流动渠道虽然受限于僵化程式化的八股文，但依靠严密的糊名誊录制度，尚能维持相对的程序公平。本世纪初废除科举后，昂贵的新式学堂、现代大学乃至出国留学迅速垄断了上升通道，导致阶层板结与自我复制，加剧了未受正规西式教育者的被剥夺感。
“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写道：‘洋八股、迂腐和晦涩必须废除，代之以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张爱玲分析道，尽管西方取向的左翼文学曾成功吸引了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但中共立足政权后，文艺重心迅速转向了毛泽东本人偏好的农民大众趣味。讽刺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中共官方报刊的文风不仅未能实现生动活泼，反而全盘继承了三十年代左联时期生硬直译的重负，充斥着沉重晦涩、叠床架屋的洋八股式论调；反观国民党官方文风，则全面偏向意译与通俗流畅，其典型标本即是早期的《西风》杂志与港台盛行的中文版《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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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西方的偏见、《红楼梦》的遗憾与两岸的断层
面对中国近现代文学，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往往只将其视作记录远东社会政治变迁的“社会学文献”，而忽视其美学价值。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带有大量的模仿痕迹，另一方面，中国新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作者深沉的悲愤与激烈的自我厌恶，这与西方读者对异域文学的审美期待格格不入。在西方汉学界眼中，中国古典的现状或过去并不存在必须被彻底否定的理由。林语堂向西方世界成功推介了明清闲适小品文，但中国文学真正具有磅礴力量的诗歌与小说，在跨文化传播中却步履维艰：古典诗歌的声律神韵被公认为几乎从未被真正翻译出来过，而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与散漫铺陈，亦不合西方小说追求严密结构的习惯。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最高峰《红楼梦》显得尤为悲壮。曹雪芹以毕生心血反复披阅增删，将一部传统通俗故事逐步淬炼成了极度复杂、具备现代小说深邃质感的宏篇巨构，而当时英国文坛才刚刚诞生塞缪尔·理查森那部结构尚显稚嫩的《帕梅拉》（*Pamela*）。遗憾的是，曹雪芹年未半百便赍志以殁，《红楼梦》未能彻底完成，后四十回被续书者强行续接，严重损害了作品原本的艺术统一性。它远远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代，却未能在当时获得真正的理解，中国古典小说自此走向衰亡。
“海峡两岸都淡化了五四运动，又因为它的文学太自由而压制它。” 张爱玲尖锐地指出，大陆与台湾在冷战格局下心照不宣地边缘化了五四文学的精神遗产。在台湾，官方压制五四自由主义文学的理由尤为明确：因为那种批判现实的自由主义最终倒向了左翼，抑或那些标志性的五四名作家最终大多选择留在了大陆。而在欧美大学里，汉学系学生往往只专注于阅读古典文言文。这种切断了现代中国文学纽带的学术路径，使得外国研究者眼中理解的中国文化与活生生的现代现实彻底脱节；与此同时，港台市面上流行的通俗逃避现实文学空洞天真，既丧失了古典艺术的底蕴，又无法消化现代西方文明，中西文化在此宛如水银与水，彼此彻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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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652s) 文化接触的停滞与东西方相遇的未来
演讲的最后，张爱玲将目光投向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港台社会的文化现状与出版生态。在台湾，早年五四运动奉为圭臬的哲学家约翰·杜威依然享有如摩西一般的先知声望，罗素的著作、美国诗选以及文学批评选集均拥有庞大的销量，市面上甚至屡屡出现盗版印行。在香港，严肃文学的引介完全依赖于大众影视的牵线搭桥。例如香港曾翻译出版亨利·詹姆斯的代表中篇小说《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与《螺丝在拧紧》（*The Turn of the Screw*），译者在序言中煞费苦心地向读者解释，黛西是经典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主角的原型，同时也是百老汇热门喜剧电影《蓝月亮》与《七年之痒》女主角的雏形；至于《螺丝在拧紧》，书商直接打出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改编影视剧的招牌；就连海明威的名字，在普通读者心目中也完全是与好莱坞电影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在通俗流行读物方面，台湾各大出版社争相引进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描写中国的《北京来信》（*Letter from Peking*）、约翰·赫西的《一块青石》（*A Single Pebble*）、詹姆斯·米切纳的鸿篇巨制《夏威夷》（*Hawaii*），以及达芙妮·杜穆里埃与维多利亚·霍尔特的哥特式浪漫悬疑小说，其品味全盘停留在《飘》这类好莱坞式通俗历史叙事的框架中。与此形成极度鲜明反差的是，当时香港曾有一位文人出于纯粹的文学热爱，自发翻译了英国现代派小说大师伊夫林·沃的名作《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然而在极其艰难地翻译完一个样章后便被迫作罢，因为全港没有一家商业出版社愿意冒亏本的风险去出版这种深奥的纯文学作品。
“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仍和中国对西方的观念一样，固定而狭窄。说到底，有限的眼光，也就带来有限的兴趣。” 张爱玲悲观而清醒地总结道，从清末民初到冷战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两次出发点完全不同的西化起步，最终呈现出的文化果实却远远比不上七十年前那个晨曦初现、满怀希望的伟大开端。在这场东西方的漫长对话中，占据物质文明优势地位的现代西方世界，本该处在一个更主动、更有利的位置去打破认知僵局，正如中国盛唐时期曾怀抱无比自信的心态海纳百川，广泛汲取来自印度佛教与中亚文明的滋养而丝毫不必恐惧丧失自身的文化主体性。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东西方文明却在彼此狭隘的偏见与互不理解的凝视中渐行渐远。
## Notable quotes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健全的个人主义，可以纠正家族制度的过度支配，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这种制度剥夺了许多基本人权。 — 张爱玲
> [00:0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0s) 自我意识增强以后，一个人会把个人操守，看得比供养大家庭众多眷属的义务更重要；而后一种义务，正是中国贪污的根源之一，正如今天一些新兴国家的情形。 — 张爱玲
> [27:32](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652s) 到目前为止，西方对中国的看法，仍和中国对西方的观念一样，固定而狭窄。说到底，有限的眼光，也就带来有限的兴趣。 — 张爱玲
> [24: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t=1485s) 海峡两岸都淡化了五四运动，又因为它的文学太自由而压制它。 — 张爱玲
## Mentioned 张爱玲, 林纾, 《新青年》, 列夫·托尔斯泰, 卡尔·马克思, 伯特兰·罗素, 约翰·杜威, 亨里克·易卜生, 胡适, 阿尔封斯·都德, 《最后一课》, 居伊·德·莫泊桑, 《项链》, 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 《卖火柴的小女孩》,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在中国屏风上》, 宋春舫, 欧仁·斯克里布, 欧仁·布里欧, 《病夫》, 乔治·伯纳德·萧伯纳, 曹禺, 尤金·奥尼尔, 辜鸿铭, 托马斯·卡莱尔, 马修·阿诺德, 林语堂, 大卫·休谟, 乔治·贝克莱, 《小说月报》, 商务印书馆, 珀西·比希·雪莱, 《风云际会》, 奥斯卡·王尔德, 《莎乐美》, 菊池宽, 芥川龙之介, 斯汤达, 《红与黑》, 荷马, 但丁·阿利吉耶里, 威廉·莎士比亚, 约翰·弥尔顿, 夏尔·波德莱尔, 克努特·汉姆生, 《饥饿》, 辛克莱·刘易斯, 《大街》, 托马斯·哈代, 西奥多·德莱塞, 约翰·斯坦贝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玩偶之家》,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小仲马, 《茶花女》, 《呼啸山庄》, 尼古拉·果戈理, 《钦差大臣》, 马克西姆·高尔基, 《底层》, 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 《挨耳光的人》, 《战争与和平》, 《红楼梦》, 伊万·屠格涅夫,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谢尔盖·叶赛宁, 李金发,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金银岛》, 沃尔特·司各特, 《艾凡赫》, 傅东华, 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琥珀》, 华盛顿·欧文, 《瑞普·凡·温克尔》,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毛泽东, 《西风》, 《读者文摘》, 曹雪芹, 塞缪尔·理查森, 《帕梅拉》, 亨利·詹姆斯, 《黛西·米勒》, 《螺丝在拧紧》, 《了不起的盖茨比》, 英格丽·褒曼, 欧内斯特·海明威, 赛珍珠, 《北京来信》, 约翰·赫西, 《一块青石》, 詹姆斯·米切纳, 《夏威夷》, 达芙妮·杜穆里埃, 维多利亚·霍尔特, 伊夫林·沃, 《故园风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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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gj-9fOuG1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