捭阖哗_穷鬼主义
执法标准与民族身份的捆绑,促成了从纵容犯罪集团到无差别市场排斥的恶性循环,将新疆流动人口长期锁死在街头边缘经济中。
AI-assisted summary of 为什么阿达西不是卖馕就是干烧烤,新疆流动人口在内地的历史回顾,从负面的羊肉串到积极乐观的阿达西. — original source. Check the original for ful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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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deas
- 改革开放后南疆流动人口因语言障碍与饮食习惯差异难以进入现代工业流水线,只能集中在烤肉、卖馕等边缘街头经济,北京魏公村早期的“新疆村”最终在1990年代末因治安整顿被彻底拆除。 (0:00)
- 1984年“两少一宽”政策在基层执行时因语言不通与维稳压力演变为“只放不捕”,滋生出跨省拐卖南疆儿童进行职业化扒窃的地下犯罪产业链,高峰期涉及3万至5万名流浪儿童。 (5:00)
- 2009年韶关旭日玩具厂因网络谣言引发致2死120伤的汉维械斗,直接成为乌鲁木齐“七五”骚乱的导火索,宣告内地大规模跨省引进新疆劳工尝试的终结。 (18:10)
- 2014年后由于反恐维稳压力激增,旅馆住宿与租房等领域层层加码的繁琐核查机制导致普遍的软性排斥,反向迫使新疆流动人口继续固守在自产自销的边缘闭环产业中。 (22:15)
Detailed notes
## Background 该视频由哔哩哔哩UP主“捭阖哗_穷鬼主义”于2026年10月22日发布。视频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流动人口在内地的生存变迁与就业演变历史,探讨他们为何多集中于餐饮与街头经济,原视频未提供额外的简介内容。
## TL;DR 视频深入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进入内地城市的历史轨迹。从早期的北京“新疆村”拆迁,到“两少一宽”政策执行偏差引发的跨省职业化儿童扒窃犯罪,再到岳阳“天价切糕”事件折射出的基层维稳治理困境与2009年韶关玩具厂冲突导致的有组织劳务输出受挫,层层剖析了该群体被排斥在主流工业体系之外的深层机制。主讲人指出,特权式宽容与后期的无差别防范皆是政策执行与群体身份绑定的恶果,唯有回归法治平等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现代城市经济中的融合。
## Atmosphere & style 视频整体呈现出一种沉稳克制、直面敏感社会矛盾的理性思辨风格。主讲人叙事条理清晰、刀刀见血,没有流于表面的民族刻板说教,而是将视角沉降到基层执法的微观成本博弈与普通民众的真实切肤体验中。整场讲述带有一种冷峻的历史反思感与深刻的现实关怀,让听众在起伏跌宕的恶性循环案例剖析中,深切体会到法治原则对于社会融合不可替代的基石意义。
## Bulletin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改革开放后南疆流动人口因语言障碍与饮食习惯差异难以进入现代工业流水线,只能集中在烤肉、卖馕等边缘街头经济,北京魏公村早期的“新疆村”最终在1990年代末因治安整顿被彻底拆除。 - [05: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300s) 1984年“两少一宽”政策在基层执行时因语言不通与维稳压力演变为“只放不捕”,滋生出跨省拐卖南疆儿童进行职业化扒窃的地下犯罪产业链,高峰期涉及3万至5万名流浪儿童。 - [18: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090s) 2009年韶关旭日玩具厂因网络谣言引发致2死120伤的汉维械斗,直接成为乌鲁木齐“七五”骚乱的导火索,宣告内地大规模跨省引进新疆劳工尝试的终结。 - [22:1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335s) 2014年后由于反恐维稳压力激增,旅馆住宿与租房等领域层层加码的繁琐核查机制导致普遍的软性排斥,反向迫使新疆流动人口继续固守在自产自销的边缘闭环产业中。
## Key takeaways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1980年代前在内地的维吾尔族多为清代贵族后裔或建国后分配至中央文教机构的体制内干部,具备良好汉语能力并与内地保持平稳互动。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语言严重不通与严格清真饮食两大客观障碍,导致早期来自南疆的流动劳动力无法适应标准化的沿海制造业流水线与集体食宿。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由于现代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新疆流动人口只能依附于门槛低的街头餐饮与个体经商,催生了早期带有刻板印象的“羊肉串”标签。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北京魏公村等“新疆村”在1990年代末因基层行政力量难以穿透而沦为毒品与帮派温床,促使官方在1998至1999年拆除聚居区并导致人员向全国扩散。 - [05: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300s) “两少一宽”政策在内地基层司法实践中异化,警方因维稳考核压力与高昂的核查成本选择从宽不立案,导致司法公信力受损并引发民间怨气。 - [05: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300s) 犯罪集团利用警方的执法软弱,形成“未成年人+女性”免责防线,跨省拐卖控制数万名南疆儿童在各大城市开展高压、残忍的职业化扒窃。 - [11: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670s) 2011年公安部与新疆联合实行未成年扒手统一抓捕遣返安置新规,从根本上瓦解了犯罪集团的套利空间,迅速遏制了街头儿童扒窃现象。 - [11: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670s) 2012年岳阳“天价切糕”事件中,官方出于息事宁人与维稳考量出资20万元赔付商贩,暴露了基层“花钱买平安”治理逻辑对社会信任的二次伤害。 - [18: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090s) 2008至2009年广东尝试通过组织化劳务输出帮扶南疆贫困青年,但工业流水线的严苛纪律与文化隔阂使群体矛盾迅速激化。 - [18: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090s) 韶关旭日玩具厂冲突爆发的核心诱因,是多年“两少一宽”造成内地群众对“少数民族违法免究”的刻板印象,使得涉性侵的网络谣言轻易引爆械斗。 - [18: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090s) 韶关事件标志着国家涉疆流动人口治理模式的历史性转折,由过去的“柔性维稳、少捕少管”转向“源头防范、底线问责”。 - [22:1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335s) 2014年后由于旅馆与房屋租赁实施严苛的涉疆报备机制,连带责任的行政考核促使商家与房东以拒载或拒租的方式避险。 - [22:1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335s) 任何将法律执行标准与特定民族身份绑定的做法,无论初衷是宽待还是防范,最终都会在现实中走向其政策初衷的反面。 - [22:1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335s) 打破“法外特权”与“无差别排斥”的怪圈,唯有依靠法治面前人人平等,并推动通用语言教育与现代城市市场化就业的深度融合。
## Detailed walkthrough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新疆流动人口的历史演变与早期“新疆村”的兴衰
在探讨新疆流动人口在内地的就业与生活历史时,必须正视一个现象:为什么在内地城市,除了过年期间卖羊肉串、平时开烧烤店、兰州拉面馆或者卖馕之外,很少能看到新疆籍的普通产业工人?要理解这一现状,需要回顾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几段历史。正如主讲人所强调的:“任何法律执行标准与特定的群体身份所绑定的做法一定会走向政策初衷的一个反面。”在改革开放前,在内地的维吾尔族人口极少,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清代以来定居内地的哈密、吐鲁番等贵族后裔;另一部分是1949年后国家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歌舞团及新疆驻京办等机构的知识分子和政工干部。这一群体拥有体制内身份、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良好的汉语沟通能力,与内地社会保持着平稳的互动。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户籍制度的松绑和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批来自新疆基层的民众与内地其他省份的农民工一样,开始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寻找生计。在北京,早期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海淀区魏公村和甘家口一带,逐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新疆村”。到90年代中期,仅魏公村一带就开办了40多家中小规模的新疆餐馆。然而,与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的汉族农民工相比,来自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面临着两大天然障碍:语言不通与饮食习惯不同。汉族农民工虽然有方言差异,但能迅速听懂普通话并进入沿海制造业的流水线,适应集体食宿。而早期的南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大多完全无法使用汉语交流,加之严格的清真饮食要求(如牛羊肉需经阿訇屠宰),使他们无法被标准化的现代工厂所接纳。
由于无法进入常规的工业劳动力市场,他们只能集中在不需要复杂汉语交流且能内部解决食宿的个体街头经商中,如烤羊肉串、售卖干果和经营特色餐饮。虽然这种异域色彩的商业活动在90年代中期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但随着时间推移,低端的街头商贩经济地位以及严重的语言障碍,导致部分内地市民对这一群体产生了“落后、边缘”的刻板印象,甚至用“羊肉串”作为对他们的歧视性称呼。更严重的是,由于语言不通和聚集区内部的封闭性,基层的市政和治安力量很难进入“新疆村”内部,使其逐渐沦为地下违法产业的低风险避风港。到了90年代末,魏公村周边甚至成了大麻等毒品交易和帮派活动的聚集地。为了整顿治安和推进城市改造,北京市政府于1998至1999年拆除了甘家口与魏公村的“新疆村”,物理空间的拆散虽然打散了聚居区,却未能解决该群体在内地缺乏正规就业的现实,反而促使他们向其他省市扩散。
- **早期人口构成**:1980年代前,内地维吾尔族主要为清代贵族后裔及建国后分配至国家机关、文教单位的知识分子和干部。 - **“新疆村”规模**:1990年代中期,北京魏公村一带聚集了40多家新疆餐馆,因不放春节假期,成为市民春节期间消费的独特去处。 - **物理空间拆除**:1998年至1999年,北京市政府彻底拆除了甘家口和魏公村的“新疆村”私搭乱建,流动人口开始向全国其他省市扩散。
[05: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300s) “两少一宽”政策与跨省组织扒窃产业的畸形繁荣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内地公众对新疆流动人口的印象一度非常负面,这与当时各大城市繁华商业街、公交车站和医院频繁出现的“新疆小偷”密切相关。当时民间流传着一种强烈的怨气:扒手被当场扭送派出所后,往往很快就被释放,甚至在作案时表现出极强的对抗态度,根本不怕警察。这种“少数民族犯法不受惩罚”的日常经验在民间迅速传播。内地基层警方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对此类街头扒窃束手无策,其根源在于1984年出台的“两少一宽”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尽量从宽”)。该政策出台的初衷是考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当地传统习俗(如早婚、牧区盗马、部落械斗)与现代法律存在冲突,若机械照搬内地标准易引发官民对立。然而,这一政策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却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主讲人指出:“由于政策的核心是少捕,大量发生在内地省市的涉少数民族案件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不立案、不予逮捕,所以没有进入法院的审查程序,实际免于处罚的比例远高于法院判决书所能反映的数据。”内地警方在处理外来少数民族犯罪时选择宽容,并非出于特殊情感,而是基于极高的执法成本与政治考核压力。被抓捕的新疆籍扒手往往装作不懂汉语,而基层派出所极度缺乏维吾尔语翻译,无法在法定时间内完成合规的讯问笔录。同时,嫌疑人不携带身份证件、报假名,在当年跨省户籍协查网络不完善的情况下,警方根本无法核实其真实身份与年龄。一旦送入看守所,警方还必须解决清真伙食、医疗看护等繁琐问题。更关键的是政治考核的非对称压力:在敏感的民族问题导向之下,基层司法机关普遍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维稳心态,宁愿放任普通的街头扒窃,也不愿承担因羁押审讯可能引发群体性冲突的政治风险。
在这种系统性的执法软弱之下,地下的犯罪集团迅速找到了套利空间,发展出了“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女性”的免责防线。犯罪分子从南疆贫困地区拐骗、购买儿童,运送至内地城市进行职业化、集团化的扒窃活动。新疆社会科学院与新疆流浪儿童救助中心的数据显示,在犯罪猖獗的高峰时期,全国各大中城市约有3万至5万名新疆籍(绝大多数为维吾尔族)流浪儿童被犯罪集团控制。在被救助的流浪儿童中,有56%曾去过内地省区,其中83%来自经济贫困的南疆地区(仅喀什和阿克苏两地就占了76%)。
```mermaid flowchart TD accTitle: "两少一宽"政策导致的社会矛盾恶性循环 accDescr: 展示1980年代至2010年代,由于“两少一宽”政策执行偏差,导致内地警方执法软弱、犯罪集团猖獗、最终引发民间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
A["1984年出台“两少一宽”政策"] --> B["内地警方执法成本高、维稳压力大"] B --> C["对少数民族违法犯罪“只放不捕”"] C --> D["犯罪集团钻空子,拐卖南疆儿童组织跨省扒窃"] D --> E["内地民众财产受损,产生“法外特权”刻板印象"] E --> F["社会矛盾积怨加深,司法公信力受损"] F --> B ```
- **流浪儿童规模**:高峰时期,全国各大中城市有3万至5万名新疆籍流浪儿童被犯罪集团控制,其中南疆喀什和阿克苏地区占了绝对比例。 - **温州警方破获案例**:2000年至2001年,温州市鹿城公安分局破获一起特大拐卖操纵儿童扒窃案。大老板亚库普·阿西木等人以每年3万元的价格向贫困父母购买或直接拐骗7至17岁的儿童,将其关押在出租屋内。 - **残酷的体罚训练**:犯罪分子将硬币、肥皂放入滚烫的热水中,强迫名为哈丽等小女孩用手指快速夹出以训练手指灵敏度,稍有不从便施以毒打。 - **严苛的扒窃指标**:被控制的儿童每天早上8点被派往温州五马街、江滨路、医院及花卉市场扒窃,晚上8点返回,每日指标为2000元,且必须偷苹果、三星等高价值手机,完不成任务即遭毒打。
[11: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670s) 政策转向与“天价切糕”事件背后的维稳逻辑
职业化扒窃集团的猖獗严重损害了新疆的整体形象,并引发了深层的社会矛盾。2011年4月,公安部、民政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联合出台新规,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对街头行窃的未成年人不再一放了之,而是由警方统一抓捕并遣送回新疆妥善安置。这一举措直接瓦解了犯罪集团的盈利模式,两三年内,内地街头的流浪儿童扒窃现象迅速消失。然而,紧接着在2012年爆发的“天价切糕”事件,再次将新疆流动商贩与内地社会的摩擦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切糕(核桃仁糖果)是南疆和田地区的传统食品,由核桃仁、葡萄干、蜂蜜等压制而成,密度极大、分量极重。由于流动摊贩与路人之间是一次性博弈,部分商贩利用语言不通、价格表述含糊(如“一两”说成“一斤”或“一块”)以及切下后无法复原的特点,强迫顾客购买远超预期金额的切糕。
2012年11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天价切糕”事件。村民林某在购买新疆籍商贩的核桃仁糖果时,因语言沟通不畅和价格争议发生口角,随后演变为群体性冲突。当地村民与16名新疆籍商贩发生械斗,导致商贩受伤、财务受损。12月3日,岳阳市公安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冲突中损坏的核桃仁糖果约合16万元,加上摩托车损坏及人员医药费,共计赔偿20万元,涉事村民被刑事拘留。这一通报在网络上引发了海啸般的质疑。公众发现,在这笔高达20万元的赔偿中,仅有两名轻微伤商贩(阿力、斯迪克)的医药费共计1100元,仅占总额的0.8%;而商贩使用的16台报废三轮摩托车(本属非法上路车辆)获得了6800元补偿;5500公斤被毁切糕被物价部门界定为价值9.6万余元;余下的4万多元则作为商贩的返程路费。
这种“花钱买平安”的处置方式,暴露了当时维稳考核下基层官员的行动约束。主讲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发生一个持续发酵的涉民族群体事件,政治风险太大,你还不如付15万块钱,反正花公家的钱走自己的关系,息事宁人。”如果按照正常法律程序办案,警方不仅要追究本地村民打砸的法律责任,也必须追究商贩强迫交易、非法携带管制刀具以及驾驶报废车辆上路的违法行为。但一旦拘留这16名维吾尔族商贩,他们可能会滞留当地讨要说法,甚至引发更大规模的跨区域聚集。为了自保,地方官僚选择用公款垫付赔偿,迅速将商贩“请”回新疆。这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执法态度向社会释放了极其负面的信号,不仅加深了汉族民众的不平等感,也让遵纪守法的新疆商贩无辜躺枪,进一步恶化了族群互信。
- **切糕事件赔偿明细**:总赔偿额20万元中,医药费仅1100元(阿力、斯迪克两人轻微伤),16台报废摩托车补偿6800元,5500公斤切糕折价9.6万余元,另有4万多元作为返程路费。 - **舆论次生灾害**:由于官方处置不透明且明显偏袒,导致“切糕”在互联网上成为调侃、讽刺少数民族特权的代名词,极大地伤害了民族关系。
[18:1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090s) 韶关玩具厂冲突:规模化劳务输出的失败与历史转折
在个体街头经济屡屡引发冲突的背景下,政府曾尝试通过行政手段组织规模化的劳务输出,试图将南疆的剩余劳动力引入内地的现代工业体系,以此实现“就业融合”并化解贫困。2008年,广东省启动了一项安置20万名维吾尔族青年的劳务计划。2009年5月,拥有1.6万名员工的大型港资企业——韶关旭日玩具厂,通过新疆喀什地区的劳务部门,接纳了约800名18至29岁的维吾尔族青年工人。从政策初衷来看,这是一项旨在帮扶南疆贫困青年的善政,让他们能通过诚实劳动改善家庭生活。然而,现代工厂高度紧张的流水线节奏、微薄的薪资、简陋的住宿条件,以及两个群体之间完全不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使矛盾在极短时间内迅速累积。
引爆灾难的是一则网络谣言。2009年6月中旬,一名因再次应聘被拒而怀恨在心的前旭日玩具厂员工,在当地的“韶关家园网”论坛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旭日真垃圾》的帖子,捏造了“6个新疆男孩强奸了2个无辜少女”的虚假新闻。几乎同一时期,一名刚进厂两个月、年仅19岁的汉族女工黄翠玲在宿舍区迷路,误闯了维吾尔族男工宿舍,因害怕而尖叫逃跑。这两件事在厂区内被混淆、放大并疯传,演变成了“厂区治安恶化,女工接连被维吾尔族工人侵害,而涉案人员因民族身份被警方免予起诉”的谣言。
主讲人分析道:“此前多年间的‘两少一宽’政策在民间已经导致司法公信力受损,因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公安机关对于少数民族违法行为偏袒宽容的刻板印象,所以女工受侵害且警察不管的谣言一出现,大家都信了。”2009年6月25日晚,积怨已久的数百名汉族工人与维吾尔族工人手持工具爆发了惨烈的集体械斗。冲突持续了数小时,多栋宿舍楼被砸毁。当地政府出动了400名警察、武警及50辆防暴车才平息事态。这场冲突最终造成120人受伤(其中维吾尔族79人,汉族39人),2名新疆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这起原本由谣言引发的治安事件,随后被境外势力在网上夸大传播,直接成为了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事件的导火索。自此之后,内地企业跨省大规模引进新疆籍劳工的尝试宣告终止。
- **劳务输出规模**:2009年5月,韶关旭日玩具厂接纳了约800名来自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青年。 - **韶关冲突伤亡**:2009年6月25日械斗导致120人受伤,2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 - **历史性转折**:该事件直接导致内地企业对大规模接收新疆籍员工产生严重戒备,劳务输出政策被迫收缩,国家对新疆人口流动的管理模式也从“柔性维稳、少捕少管”转向“源头防范、底线问责”。
[22:15](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1335s) 后管控时代的就业困境与法治融合的未来展望
2014年之后,面对严峻的反恐形势,国家对新疆流动人口的管理进入了全面管控的新阶段。为了防范风险,各地出台了极为严格的协查与报备制度。例如,根据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任何旅馆接待新疆籍少数民族旅客,都必须触发一系列繁琐的行政核查与系统报备程序。这导致了严重的“层层加码”现象:许多连锁酒店和民宿为了避免麻烦,干脆以“没有接待资质”或“客满”为由,拒绝新疆籍旅客入住。同样,在租房市场上,由于房东需要配合警方进行频繁的访客登记和安全协查,许多北京、深圳等地的房东也明确表示不租给新疆人。
这种过度防范在实际生活中制造了许多荒谬的案例。2017年,深圳罗湖某酒店因接待维吾尔族旅客未按极度繁琐的流程报备,被当地派出所罚款1.5万元;2019年,东北某酒店为一名新疆籍女大学生办理了合规入住,当天该学生的父亲和叔叔带着羊汤和馕饼前来探望,因未做访客登记,酒店老板随即遭到警方处罚。在就业市场上,许多企业也以“名额已满”为借口,对维吾尔族求职者实行软性排斥。这种高昂的合规成本和连带问责机制,实际上将新疆籍少数民族排斥在主流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外,使得他们来到内地后,依然只能从事卖馕、开烧烤店等极少数能自我闭环的边缘行业。
主讲人总结指出,要真正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回归法治的轨道。法律执行标准如果与特定的民族群体身份绑定了,最终一定会走向反面。在违法犯罪面前给予特定群体宽容宽待,换不来团结和稳定,只会纵容犯罪集团侵害弱者、破坏社会互信;同样,在日常民事活动和市场就业中,仅仅因为群体身份就搞一刀切的防范与封控,最终也会演变成对公民的无差别排斥。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区环境,做好散居和城市民族工作,让新疆青年接受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并融入现代城市经济,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唯一途径。
- **酒店拒载现象**:由于接待新疆籍少数民族旅客需履行繁琐的行政核查,导致深圳、北京等地的许多酒店和房东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拒绝接待或出租。 - **未来融合路径**:必须打破“法外特权”与“无差别排斥”的恶性循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过市场化就业和法治化管理,推动各民族在现代城市中真正融合。
## Notable quotes > [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VnH6vEwL?t=0s) 任何法律执行标准与特定的群体身份所绑定的做法一定会走向政策初衷的一个反面。 — 主讲人
## Mentioned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歌舞团, 新疆驻京办, 公安部, 民政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岳阳市公安局, 温州市鹿城公安分局, 韶关旭日玩具厂, 新疆社会科学院, 新疆流浪儿童救助中心, 亚库普·阿西木, 哈丽, 林某, 阿力, 斯迪克, 黄翠玲, 魏公村, 甘家口, 五马街, 江滨路, 平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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