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刘思达称中国律师二十年狂飙致内卷，年轻律师熬过15年方见红利
中二的大暄哥
律师数量年增10%致行业严重分化、网推所利益倒挂且AI斩断金字塔晋升梯，年轻人需警惕考公与理工科跟风，唯靠长期坚守与主观热忱度过行业堰塞湖。
AI-assisted summary of EP031｜刘思达：港大教授谈80万律师内卷时代，年轻律师撑过15年就赢了？ — original source. Check the original for ful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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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notes
## Background 该视频播客由“中二的大暄哥”于2026年5月20日发布在Bilibili平台上，其官方节目名为《Tiger Legal Talks》。根据页面简介，这是一档专为亚太地区华语圈高端法律人才打造的深度法律节目，旨在通过邀请法律界精英与学术大牛分享真知灼见，带观众领略法律的魅力并洞察世界。
## TL;DR 本期节目邀请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刘思达，结合其跨越中美的二十年学术履历，深度剖析了中国律师行业在二十年间从高速增长走向内卷的宏观变迁。刘教授详细探讨了“网推所”销售驱动模式带来的行业乱象、法学教育野蛮生长与“老人老办法”政策导致的人员过剩，以及 AI 狂潮对传统律所金字塔晋升体制的解构。最后，他从社会学视角对比了二十年间公务员与律师“就业食物链”的戏剧性倒转，并为年轻律师和立志读博的学子提供了听从内心的职业破局建议。
## Atmosphere & style 整场对谈呈现出一种兼具学术厚度与古典浪漫情怀的沙龙氛围。刘思达教授的讲述真实而赤诚，既有对早年绿皮火车时代做田野调查的诗意怀旧，也有对“实习律师奴隶制”和学术圈清苦修行的犀利直言。主持人的风趣幽默与刘教授的理智博学相得益彰，使节目在严谨的社会学理论解构中不失轻松的互动。听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感，以及在焦虑的内卷时代中，长者对青年一代温和而 grounded 的理想主义鼓舞。
## Key takeaways - 中国律师行业在过去将近20年里，以年均10%到20%的速度疯狂增长，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高速增长行业。 - 刘思达教授提出“共生交换”理论，指出律师职业表面在体制外，但律所与国家体制（如公检法、各部委）存在互相依赖、彼此交换权利与资源的深层关系。 - 基于ABF的《芝加哥律师》研究，“两个半球理论”揭示了律师业分裂为服务大型企业和服务自然人两个几乎不流动的半球，这也完美预言了中国律师业在2010年后的严重阶层分化。 - “网推所”采用销售驱动模式，通过不具备律师资格的专业销售团队提供高情绪价值来促成签约，导致了前后端利益分配极度不公，办案律师通常仅能拿到10%到20%的费用。 - 网推所前端销售为了获客常向当事人做出虚假承诺，导致后端的执业律师背负巨大风险，不仅引发律协投诉激增，也破坏了民事律师作为诉讼“守门人”筛选、排除无效纠纷的功能。 - 全国律师数量已达83万且仍在激增，行业内卷严重，导致案件收费价格大幅下滑；但刘教授认为以14亿人口基数来看律师绝对总数并未过剩，真正的症结在于“增长速度过快”。 - 法学教育无序扩张（法学院激增至600多个）和2018年法考改革留下的“老人老办法”政策滞后，导致大量跨界人才（如大厂中年程序员）涌入，加剧了年轻法学毕业生的获客和生存困境。 - 实习律师转所导致实习期“彻底清零重新计算”的制度缺陷，使得带教合伙人掌握绝对话语权，从而滋生了针对年轻人的“实习律师奴隶制”和私人杂务等剥削乱象。 - AI无法完全取代法律职业，因为其无法胜任高度随机应变的法庭辩论，也无法承担大厂和国企客户花巨资转嫁的“风控和背锅责任”，但AI会对房产按揭、合规等高度标准化的法律业务带来毁灭性冲击。 - 红圈所等机构开始转向“资深律师配AI实习生”的用人模式，不再需要大量低年级律师来做基础工作，这彻底瓦解了传统的正金字塔晋升筛选机制，可能导致未来律师行业面临人才断代危机。 - 学术研究是一条风险极高、回报严重滞后且高度孤独的非线性道路，刘教授奉劝年轻人除非对课题极度热爱且能忍受七年以上的接近赤贫状态，否则不要盲目读博。 - 过去二十年间就业“食物链”发生大倒转：2002年法学顶尖毕业生首选外企外资所、公务员垫底，而2022年前后体制内岗位因“稳定”逆袭成为首选，但这引发了大量法官、检察官在面临晋升与经济压力时的围城心态与辞职潮。 - 面对技术与行业变迁，一窝蜂盲目跟风去挤计算机等热门理工科专业可能最容易“踩雷”被AI取代，而涉及人类形而上思考的文科专业或听从内心的职业选择才更具长久生命力。
## Detailed walkthrough 这份详实且不流失关键细节的音频转录文本通篇 walkthrough 如下：
### 全球独一无二的增长行业与刘教授的“科班”传奇 在中文互联网的语境下，极少有人能像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副院长刘思达这样，如此具体、生动地讲述自己如何跨越语言障碍，并在海外学术圈扎根。作为社会学者，刘教授自嘲自己的“童子工”其实是职业社会学，而非大众通常认为的法律社会学。他在对谈中抛出一个震撼的数据：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律师业，能像中国这样在过去将近20年里，每年以 10% 甚至年均接近 20% 的速度疯狂增长。
面对这样宏大的行业转型，刘教授本人的学术背景极具传奇色彩。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曾在美国待了15年（2002至2017年），中途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一年，随后在加拿大生活了5年，并在多伦多大学全职任教6到7年。他在国外生活了整整20年才回到香港。虽然在海外漂泊多年，但对谈者敏锐地发现刘教授身上并没有那种“特别西化”的气质。刘教授笑着解释，这全看跟谁比。有些在国外待久了的人连中文都说不利落，但他从研究生阶段起就坚持用中文写学术文章，至今其学术发表中仍有 30% 到 40% 是中文。不过在多伦多大学和香港大学教学时，他必须全英文授课。
对谈者提到刘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时写过的一篇关于语言变化的文章，笔触极为真实、触动人心。大部分人写留学经历往往直接“一步过渡到成就”，而刘教授却把幕后的艰辛和语言的尴尬摸索描写得淋漓尽致。刘教授回忆称，其实用英文进行精确到位的专业表达，一到两年就足够了，但在酒吧和美国人天南海北地聊天需要更久。真正完全跨越语言障碍并找到“美感”和“文采”的满足感，是在他做助理教授三四年后的2012至2013年左右。他感叹，语言就像一个门槛，没跨过去时觉得天大，一旦游刃有余了，最终拼的还是“你肚子里会什么东西”。那篇讲述艰辛留学路的文章是在2013年因国内编辑约稿而写的，由于后来出书计划流产，刘教授在2015年整理硬盘时将其顺手发到了微博上，未曾想竟一炮而红，每隔两三年就会被网友翻出来转发，感动了无数人。 - **刘思达教授学术与工作履历**： * **现任职务**：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副院长；原社会学系联任教授；兼任美国律师基金会客座研究员、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法研究所客座学者、哈佛法学院法律职业中心客座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 * **海外跨度**：2002年出国，2020年回港。2002—2017年在美国（其中2016—2017年在普林斯顿高研院）；2017年搬到加拿大（工作自2016年起保留，实际在加拿大居住5年，多伦多大学全职任教6—7年）。 - **行业金句**：“语言这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门槛，你没跨过去之前你觉得特重要……你达到那个阶段那个境界之后，你就觉得没那么重要，最后还是要比会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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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爷爷、北大荒的父亲，与跨越三代的学术基因 对谈正式从刘教授的个人背景聊起。刘教授生于1980年，属于“第一代80后”，但他自认心态上和70后更近，上小学时正赶上学校将七岁入学改为六岁，因此班里有一半70后、一半80后。相比于85后从小遭遇港台、欧美流行文化的大举涌入，80后初期的人见证了中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逐步发展的完整过程。
刘教授是纯正的北京海淀土著，但他总在文章中自称“祖籍云南”。他深情地解释，这是为了纪念他的爷爷——一位极为罕见的“19世纪生人”。爷爷出生于1894年，仅比毛泽东主席小一岁。在20多岁时，爷爷便考入了云南省法政学堂（民国时期类似政法学院的机构，主修法律、政治、经济三科）。学经济毕业后，爷爷进入云南省财政厅工作，并在30多岁（20世纪30年代）时参与创办了民国时期的“新富甸银行”（即如今昆明随处可见的富甸银行的前身）。爷爷一生育有九个孩子，刘教授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解放后，为了投奔在北京参加革命的大儿子，爷爷带着年仅不到10岁的幼子（刘教授的父亲）举家搬迁到了北京。
然而，到了刘教授父亲这一代，命运却因历史大潮而变得坎坷。作为“老三届”，父母在北大荒（黑龙江双鸭山）插队待了十几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当年在北大附中读到高三，本有机会直升北大，却因生病休学一年，最终只能遗憾地走向北大荒。受此影响，刘教授从小在家里吃的全是父母在东北学会的东北菜。直到70年代末，父母才回到北京。让刘教授感到神奇的是，虽然家里没有任何官二代或富二代的显赫资源，但爷爷的孙子辈中，竟然有四五个人考上了北大、清华，且不乏直接从高考大省云南杀出来的子弟。刘教授笑称，唯一的解释就是“基因”，那是爷爷那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留下的读书习惯。父亲虽然没上过大学，但在北大荒十几年间，竟在毫无功利目的的情况下，自己买来《英语900句》自学。后来父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经常给年幼的刘教授带回大学报纸。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让刘教授在90年代初就对哈佛、耶鲁、斯坦福以及《Science》杂志如数家珍，完成了文化的隔代传承。 - **家族脉络关键点**： * **爷爷**：1894年出生，1981年去世（活了87岁）。20多岁上云南省法政学堂，30年代（约40岁不到）参与创办新富甸银行。 * **父亲**：老三届，北大附中高三因病休学，后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插队十几年。 * **孙子辈**：九个子女的后代中，有四五人考入北大、清华。刘教授在1980年出生，其爷爷于次年去世，两人虽未及深度相处，但基因与习惯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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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大附中奥数尖子到北法理工生：用几何逻辑报法律的“荒谬”执念 刘教授自幼的学业轨迹在外人看来有些“跑偏”。他初中便考入了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实验班。他小学就读于西三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花园村二小。四年级时，父母为了让他有一技之长，先后报了画画班和音乐班，均以失败告终，直到报了奥数班才挖掘出他的天赋。六年级时，他考上了华罗庚数学学校（简称“华校”）A班的倒数第二名，并幸运地全班保送人大附中。
从初一到高三的六年里，这个实验班的数学课从不按课本出牌，完全是竞赛模式。对刘教授影响最深的梁丽萍老师，是当年北大数学系毕业后第一批去当中学老师的传奇人物，六年里从未换过。在奥数的代数、几何、数论、组合四大分支中，刘教授单单“酷爱几何”。他沉迷于平面几何那种纯粹的逻辑演绎、画辅助线的和谐与美感。到了高二，16岁的他开始思考未来：世界上有什么工作，能像做平面几何题一样，从几个简单的公理（如宪法）推导出定理（如刑法、民法、司法解释），再用这些定理去解决具体问题？他一厢情愿地认为——那就是律师和法官。
因为这个如今回想起来“非常荒谬”的初衷，他成了理科实验班里唯一一个坚决要学文科、报法律的人。当时学校副校长和老师轮番找他谈话，劝他凭这个成绩去考清华电子工程或北大生物。但他极有主见，而父母也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开明，不仅没阻拦，反而惯着他，任由他放弃了保送北大数学系的机会，硬是参加高考考进了北大法学院。他是1998年入学的，刚好赶上北大法律系在北京实行文理兼收的第二届。虽然他一直在理科班，但文科底子极好。现在回望20多年，刘教授坦言，大学的法学本科教育其实没学到太多扎实的东西，如果能重来，从纯学知识的角度，他没准会选择数学系。 - **学业关键时间与学科细节**： * **中小学**：小学就读花园村二小；四年级接触奥数；六年级考入华校A班保送；初一至高三（六年）在人大附中数学实验班。 * **高考转折**：1998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次年改为法学院），为该系在京招收理工科的第二届学生。 - **思维偏差的感悟**：霍姆斯法官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年轻的刘教授当年并不知道法律和几何完全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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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平园的西学狂飙，与赵小丽、李猛带来的社会学“洗脑” 进入北大后，刘教授的基本能力在大学里进一步延伸。他认为，一个人的写作和阅读能力在18岁上大学时基本已经定型，大一写得烂的大四往往也提升有限。大学（University）的本质，是把整个宇宙（Universe）展现在你面前，给你自由探索的底气，而基础能力的塑造在中学就完成了。
大一第一学期，刘教授迎来了苏力老师的法理学课。这一课，彻底把他的学术方向“带偏了”。前一届97级是由中规中矩的贺卫芳老师执教，发的是沈宗灵教授的传统教材；而苏力老师发了教材却从未翻开，一整学期都在带着大一新生死磕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苏力将整套“送法下乡”的中国基层图景植入了刘教授的脑洞，第一次让他意识到法律与社会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那时的北大（94级至99级）文科生大一都要在昌平郊外一个叫“200号”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度过。在那个没有世俗干扰的净土上，刘教授和同学们在田野间上课、看书、踢球，疯狂地阅读了福柯、韦伯等大量的西学经典，赶上了90年代末西学兴盛的尾巴。
大三第二学期，对法律条文逐渐失去好奇心的刘教授，机缘巧合地选修了两门社会学课程。一门是当时还在北大任教的赵小丽老师开的《法律社会学》；另一门则因资深教授杨善华临时生病，改由当时还是助教（尚未进入讲师序列）的李猛老师代课的《西方社会思想史》。这两位年轻老师带给刘教授极大的震撼。李猛一学期只讲涂尔干和韦伯两个人，带着学生读《社会分工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得大家云山雾罩；而赵小丽老师更是开创了“藏礼式教学法”——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时，翻开第一页谁都不许说话，盯着看五分钟，然后老师突然提问：“第一句话什么意思？哪位同学给我解读一下？”这种硬核的理论训练宛如一场思维洗脑，给刘教授在干瘪的法学条文之外打开了一个宏大的全新视角。大四时，他毅然决定弃法从社，一口气申请了十多个美国学校和两个英国学校，除了社会学，一个法律（如LLM、JD）都没报。 - **北大昌平生活与课程细节**： * **昌平200号**：远离海淀喧嚣，位于昌平郊外，刘教授在此研读了政治哲学、哲学等经典，奠定了扎实的西学理论基础。 * **启蒙三剑客**：苏力（法理学、乡土中国视角）、李猛（西方社会思想史、死磕涂尔干与韦伯）、赵小丽（法律社会学、卢梭文本逐字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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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金饭碗远赴芝大：在无知者无畏中走过的七年博士生涯 当刘教授决定出国读社会学博士（PhD）时，身边的同龄人大多选择了保研或是申请含金量极高的法律学位。98级同学中，只有他和如今在北大任教的张永乐（去UCLA读政治学）两人选了“旁门左道”。
大三那年的春节聚会上，一位同样毕业于清华北大的堂姐曾严厉地警告过他两句话。第一句是：“你要明白，读法律是个金饭碗。”（回望2002年毕业的那一代律师，确实赶上了中国律师业最赚钱的黄金二十年，刘教授承认自己当时确实放弃了金饭碗）。第二句是：“你真的能在美国读七年社会学？我不信。” 然而，刘教授不仅去了，还真的扎扎实实地读了七年。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那个2002年的时代没有自媒体，没有小红书，信息极其匮乏。他笑称自己是“无知者无畏”，如果换作今天信息过剩的时代，天天看着网上的焦虑和失败案例，他可能打死也不敢选这条路。
美国的PhD学制是直博，读满三年、通过考核并完成硕士论文后，学校会“顺便”发一个硕士学位。刘教授的硕士文凭甚至在圆筒里卷了许多年，直到前两年才被父亲在北京的家里翻出来。在诞生了全球最古老、权威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芝大社会学系，当时的平均毕业年限是八至十年。刘教授用了七年毕业，在班里已经算极快的了。在这里，他师从研究职业社会学与社会理论的泰斗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教授。尽管刘教授出身法学院，但在芝大前四五年里，他从未上过一门法律社会学的课，因为系里根本没人教。他的童子工完全是“职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s）。 - **博士阶段学制细节**： * **性质**：属于硕博连读（直博），芝大社会学系当时平均毕业年限为8—10年，七年属于高效率。 * **导师**：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其训练方法不分具体领域，唯一核心要求是“你必须在社会学核心理论上有所突破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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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与经验的辩证：从19世纪的英国鸟类到中国的“共生交换” 在芝大，学术训练的精髓在于从“经验问题”中提炼出“理论贡献”。刘教授举例，他有一个德国同学，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世纪英国的鸟类爱好者，为什么前几十年热衷于把鸟打死做成标本，后几十年却突然转变为建立鸟类保护区”。这个看似离奇的“鸟研究”是经验问题，但其背后的理论问题是：人类的道德情感与道德关怀是如何发生演变的。一个好的理论，不仅能解释19世纪的鸟，同样能解释今天人类对鲸鱼的保护。
到了第六、第七年面临找工作时，刘教授为了让学术界迅速理解自己，才正式对外贴上了“法律社会学”的标签。他的博士论文后来结集出版为《歌剧的逻辑》（*The Logic of Strategy* / 注：此处可能指《割据的逻辑》），研究的是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表面上它在聊中国的律师为什么会面临基层法律服务所、外资所、国企法律顾问的激烈竞争，但抽象出来的理论核心，是探讨**“职业与国家的关系”**。
基于此，刘教授提出了一个核心学术概念——**“共生交换”**（Symbiotic Exchange）。他指出，律师职业表面在体制外，但律所与公检法机关、各部委、证监会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做IPO依赖证监会，做诉讼依赖法院，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赖、彼此交换权利与资源的。市场经济需要律师保驾护航，国家体制内需要体制外的力量来支撑，这便是社会学带给他看世界的新视眼。 - **核心理论概念表**：
| 经验层面的现象 (Empirical) | 抽象后的理论贡献 (Theoretical) | 核心机制 (Mechanism) | |:--- |:--- |:--- | | 中国律师与基层法服、外资所、国企法务的市场竞争 | 职业与国家（Professions and the State）的关系 | **共生交换**：体制内外彼此依赖，互相交换资源与权利 | | 19世纪英国鸟类爱好者从捕杀到保护的转变 | 人类道德情感与关怀的演变演进 | 道德转型的社会学心理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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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的绿皮火车时代：250个从不录音的实地访谈 为了完成这篇博士论文，刘教授在2006至2007年间回国进行了一整年的实地田野调查。在那个尚无高铁的“前高铁时代”，他拿着学校发的一笔5万多元人民币的微薄奖学金，坐着绿皮火车走遍了全国12个省份。当时北京到广州需要坐20多个小时的卧铺，一路上看着湖南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没有智能手机，无法上网。他就这样靠在窗边“干瞅着、干思考”，充满了古典的品味与诗意。
那时的刘教授只有26、27岁。要在人情社会打碎陌生人壁垒并不容易，他通过北大的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关系到处引荐。幸运的是，相比于体制内处处受限的法官和检察官，体制外的律师群体非常乐意聊天。况且在20年前，中国还没有“红圈所”的规模概念。当时全中国最大的律所（如京都、海问）不过100多人，声望与规模是脱钩的。刘教授回忆，大四在北京某家如今大名鼎鼎的红圈所实习时，他一个实习生可以直接敲开创始合伙人的大门和他们聊天。这一年里，他完成了170多个访谈，前后累计做了250多个。
直到今天，刘教授在做青年律师生存状况调查（已访谈100多人）时，依然坚持一个极其原始的习惯——**绝不录音**，只用笔在笔记本上沙沙地记录。他如今还保留着当年记满了整整三本的采访本。刘教授解释，虽然如今音频转文字很方便，但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桌上如果放一个录音笔或手机，受访者本能地会感到紧张、说话有所保留。虽然法律圈的话题大多数不敏感，但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句话会突然触及红线。不录音，才能换来最掏心窝子的真话。在这个被德国学者称为“加速主义”的现代社会里，刘教授甚至在前几年用极为古典的“书信体”写了一本法律社会学教科书《法律与社会十三讲》，借此怀念提笔写信、贴邮票、撕信封那种长微信无法取代的浪漫与见字如面。 - **田野调查数据**： * **规模**：2006—2007年历时一年，跑了12个省，总共花费5万多元人民币。 * **访谈数**：当年完成170多个，前后累积250多个访谈。 - **时代反差**：2000年代初，100多人的律所已算全国顶尖；而如今中国已有80多万名律师，行业结构已发生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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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律师基金会（ABF）与经典的“两个半球理论” 博士第四年（约2005—2006年左右），刘教授前往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 Bar Foundation, 简称 ABF）进行了一年的访问，后来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最后两年，又以博士研究员（Doctoral Fellow）的身份在那里待了两年。ABF 实际上是由美国律协（ABA）的成员于1950年代捐款成立的一个纯学术研究机构（相当于美国律师研究院）。它与西北大学法学院在同一栋大楼里，诞生过多位兼职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在 ABF 期间，刘教授接触到了全美乃至全球最顶尖的法律职业研究。该基金会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项目对他启发极大： 1. **《芝加哥律师》（Chicago Lawyers）研究**：由学者在1975年和1995年对芝加哥律师业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问卷调查，由此诞生了该领域最经典的**“两个半球理论”**（Two Hemisphere Thesis）。该理论指出，律师业表面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分裂为两个几乎不流动的半球：一个为大型企业服务，一个为自然人/个体客户服务。这一理论完美预言了中国律师业在2010年之后的阶层严重分化（如今红圈所极少服务自然人，除非是高净值客户）。 2. **《JD之后》（After the JD Project）追踪项目**：这是一项跨越十几年的浩大工程，连续在2002年、2007年、2012年三次问卷追踪了全美2000年通过律考进入行业的几千名年轻法学院毕业生。该研究在2023年结集出版为《律师生涯的塑造》（*The Making of Lawyer's Careers*），深刻揭示了从大所（Big Law）起步的律师最终分化出的7种不同职业路径（如一辈子在大所、中途跳去精品所做合伙人、转做法务、或进入政府当公务员等），全方位展示了职业与家庭的互动。
刘教授感叹自己赶上了中美关系的黄金期。当年的 ABF 博士 fellowship 还对外国人开放（如今在特朗普执政及排华思潮后已不对非美籍开放）。他目前仍是该基金会的 Faculty Fellow（虽然自2016年最后一次去过后已十年未归）。到了第七年快毕业时，面对全球社会学教职市场极其惨烈的淘汰率（芝大社会学系一届18人，最终能拿到长聘教职留校研究的通常不超过5人，淘汰率高达三分之二，哈佛耶鲁亦然），原本做好了回国准备的刘教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9、10月份投出了第一波美国教职申请，命运的齿轮再度转动。 - **ABF 核心学术遗产**： * **两个半球理论**：律师的社会分层和声望不取决于技术，而完全取决于其“客户的属性”（企业半球 vs 个人半球），两个半球间极少有人员流动。 * **JD之后项目**：追踪全美几千名2000级法学毕业生长达12年以上，归纳出大所律师演变的7种生涯路径。
偶然的职业转折与金融危机下的求职
刘老师回顾自己第一份工作是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该校的社会学系当时高居全美第一，面对这样的“梦寐以求”的顶级 offer，他觉得不往有些不合适。原本打算如果没拿到工作就直接回国，未曾想这一留就在美加多待了十几年，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作为研究职业社会学的学者，他常对学生讲，职业生涯的许多重要转折点其实充满了偶然性。
当时刘老师在毕业前一年底向父母“夸下海口”，自信地认为 12 月前绝对能解决战斗，结果那年正碰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到了 10 月份，他投递的 24 个岗位中有一半因为学校预算被砍直接取消。他赶紧加投，一直折腾到次年 2 月才最终定下威斯康辛的 offer。他坦言，如果当时没拿到教职而选择回国，回北大法学院或去其他学校的社会学系也都是可能的选项，但当时在没有过多探索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因为这个极好的 offer 就留了下来。对话中，另一位讲述者盛赞刘老师当年撰写的博士论文（“T 倘文”）是时下非常罕见的高水平“鸡汤文”，并打趣道刘老师研究职业，简直就是现在职场博主的“科班鼻祖”。
* **求职数据**：2008 年找工作时向父母保证 12 月前搞定，共投递 24 个岗位，因金融危机导致 12 个岗位直接被取消，最终折腾到 2009 年 2 月才落实 offer。 * **学科特点**：社会学做研究侧重于“描述和解释现象”，本质工作是收集数据、进行分析并将发生的事情解释清楚，因此社会学研究者通常不轻易预测未来职业走向；这与经常需要对市场履行预测责任的经济学有显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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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推所”的运作模式与销售神话
谈到刘老师关于法律服务网络化挑战的文章，对谈者发现其内容比重确实集中在描述和解释现象，而非过度预测。刘老师指出，网络推广律师事务所（简称“网推所”）是近年来出现的新颖尝试，最早通过网络直播打造律师个人 IP 来引流。然而，大律所和网推所在客户画像上存在本质的“半球”差异：高端网红律所的客户可能与普通百姓不属于同一个圈层，而绝大多数网推所面对的则是普通老百姓，主要处理刑事、离婚、劳动纠纷及人身伤害等缺乏法律经验的批量案件。
网推所对传统律所带来的最大冲击在于其庞大的“销售团队”。传统律所从合伙人到助理清一色是学法律出身的专业人士，而网推所打破了这一模式。当当事人被引流并联系律所后，会被拉入一个微信群，群里的“法务总监”、“法务专员”、“法务老师”全都是没有律师资格的专业销售。这些销售接受过严苛的话术培训，能够提供法学院精英教育出身的传统律师所无法提供的、甚至有些“跪舔”的极高情绪价值。销售的唯一目的就是促成签约获客，签约后再将案件转给真正的律师。有些网推所甚至只是法律咨询公司，纯靠销售获客后将案件外包给外部不同律所的律师。
* **网推所核心痛点**：司法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督总局于去年 9 月展开联合行动，严厉打击网推所中的欺骗、欺诈当事人甚至犯罪的行为。 * **组织结构差异**：传统律所由合伙人、非合伙律师、高低年级律师、助理及实习生等专业法学人才组成；网推所则依靠不具备律师资格的专业销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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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倒挂、投诉激增与“守门人”功能的丧失
这种销售驱动的模式导致了前后端的严重失衡。由于前端销售不受律师职业伦理和律协的约束，他们为了签单常向当事人做出极其不切实际的承诺，例如“包赢”、“可以线上开庭”、甚至是“输了让对方付律师费”。然而，当案件流转到后端真正的律师手中时，这些无法兑现的虚高期待便成了律师背负的巨大风险，导致全国各地律协收到的投诉中，网推所占据了绝大多数。
更糟糕的是，后端的专业律师被挤压到了整个生产线的末端，利益分配极度不公。在网推所的商业逻辑里，获客渠道是王道，因此前端销售和网络推广（如买流量）拿走了绝大部分费用。后端办案律师拿到的往往只是“小头”，通常不超过总费用的 10% 或 20%。刘老师透露，在四川调研时发现有律师仅能拿到 8% 的提成。在极低的报酬和批量案件的压力下，律师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好好阅卷，甚至出现过“第二天开庭，头天晚上才拿到卷宗”的极端现象，导致法庭上律师一问三不知，严重降低了庭审和司法质量。
此外，民事律师原本应当承担诉讼“守门人”（Gatekeepers）的功能——通过给予合理预期，将不该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排除在外。但网推所为了赚钱，不管什么案子都往法院推，在立案登记制背景下，这导致了大量无效诉讼涌入法院。
* **分成比例**：网推所后端办案律师拿到的费用通常不超过 10% 到 20%，四川某案例中律师提成仅为 8%。 * **学术概念**：引用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教授 Herbert Kritzer 的知名文章 *Civil Lawyers as Gatekeepers*，强调民事律师筛选纠纷、劝回无胜率或无诉讼必要当事人的“守门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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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下的消费习惯与年轻律师的流量困境
即便网推所乱象丛生，刘老师对其评价也并非全然负面。他认为时代在发展，虽然大企业客户变化不大，但普通百姓使用法律服务的消费习惯在过去十几年间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找律师需要通过亲戚朋友打听、打电话预约、冒着暴雨烈日造访律所，并在忐忑中等待精英律师的接见；如今老百姓更习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直接通过微信群和几名法务老师沟通。这种线上消费习惯的转变是不可逆的。因此，传统律所尤其是面向个人业务的民事、刑事律师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建立线上的曝光和渠道。
针对这些新现象，全国律协的伦理规则也在逐步完善，例如去年明确规定“律师不让直播带货”。如果未来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协能够规范网推模式，确保推出来的是真律师、没有欺诈且律师能拿到 50% 到 60% 的合理报酬，网推本身不失为一件好事。
对话随后转入年轻律师的培养困境。网推所和法律咨询公司不实行传统的“师徒带教”制度，往往只要对方“有证就行”，招募刚毕业一两年的新人进行批量化流水线作业。而年轻律师之所以愿意被网推所“绑架”，核心原因在于他们自身没有流量，面临着极其残酷的获客难问题。
* **行业规则更新**：相关部门去年已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律师进行直播带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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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行业暴增的“堰塞湖”与行业内卷
年轻律师的困境背后是宏观与微观因素交织的结果。最显著的宏观因素是过去近二十年间，中国律师数量增长速度过快。从 2007 年至今，中国律师数量基本以每年 10% 左右的速度连续增长，这在全世界的律师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律师已达 83 万人，且今年预估正奔向 90 万甚至 100 万大关。在这 83 万人中，有近 40% 的人是过去五六年内刚涌入行业的新人。
这种年轻人在大城市扎堆的现象在深圳尤为明显。对谈者提到，他入行时全国只有十几万律师，赶上了“好时代的尾巴”，当时给说明星写一个律师函或者接手一个亿的案子，固定律师费能有 80 万到 200 万外加风险费用；而现在同样一个亿的案子，最顶尖的律师可能二三十万就顺着做了，价格下滑得如同以前卖 20 多万的桑塔纳汽车放到现在一样。
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政法大学的何兵教授曾提出“中国律师已经过剩，应当限制律师数量”的观点。刘老师对此持有保留意见，他认为以中国 14 亿的人口基数来看，80 多万律师的绝对总数并不算过剩，依法治国和共同富裕的推进使得法律需求依然在上升。真正的症结在于“增长速度过快”，如果年增长率能从 10% 降到 3% 至 5%，行业就会走向良性。
* **行业数据**：过去 15 到 20 年间，中国律师数量年均增长率约为 10%。去年最新数据为 83 万人，预估今年奔向 90 万，明年可能达到 100 万。 * **深圳数据**：深圳律协 2023 年行业报告显示，执业经验在 5 年以下的年轻律师占比高达 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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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育野蛮生长与“老人老办法”的程序员大军
造成律师增长过快的原因直指法学教育的扩张。对谈者感叹道，他上大学时全国法学院不到 200 所，而现在已经激增到 600 多个。这源于 2000 年左右的高等教育改革，当时要求各大高校向“综合型大学”发展。诸如清华、浙大、上海交大等传统工科名校的法学院多是在九十年代末或 2005 年后建立或重建的。对于普通地方高校而言，建设理工科法学院需要昂贵的实验室和经费，而建法学院门槛极低，“找帮老师教、招生几年就能建起来”。这导致非 985、211 的“双非”法学院一年能招三四百人，规模远超每年只招 100 多人的北大，每年全国法学毕业生至少在 10 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司法考试（后改为法考）的准入控制也存在政策滞后。2018 年执业资格考试改革为“法考”，原则上设立了必须拥有法律学位的门槛，但也留下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口子——即 2018 年前入学的高校学生，无论何种专业依然可以报考。
这一政策导致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近年来大厂裁员潮中，一批三十多岁的中年程序员（马农）在下海后环顾四周，发现因为 2018 年前上大学的条款，他们唯一能考且有前途的证书就是法考。这批中年跨界人才通过法考进入律师行后展现出极强的竞争力，他们带着大厂积累了十年的客户和项目资源，比起刚毕业的北大、清华法学新生更有优势。刘老师认为，“老人老办法”作为过渡政策已经实施了 8 年，最多再过两年（满 10 年）就应该彻底取消，同时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应当进一步收紧。
* **法学院数量**：从早期的不到 200 所狂飙至目前的 600 多个法学院。 * **毕业生规模**：每年法学专业毕业生至少在 10 万人以上。 * **历史对比**：中国法考通过率前两年维持在 10% 到 15% 之间。相比之下，日本在 2005 年法学教育改革前，法考通过率极低，仅为 2% 到 3%，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平均要考 6 次（花 6 年时间）才能通过，通过考试的人被称为“人间中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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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准入门槛对比与年轻律师的“考工”潮
刘老师进一步对比了不同国家和法系在控制法律职业准入入口上的三种传统方式：学校教育、资格考试和最古老的学徒制（如英国大律师历史上需经历 5 年学徒制）。现代意义上的法学院直到 19 世纪中后期才出现。美国主要通过法学教育进行前置筛选：其法律教育（JD）属于研究生阶段，申请者本科毕业需满足极高的 GPA（如 3.8 或 3.9 以上）且学费昂贵，这在源头上就完成了“百里挑一”的淘汰，因此美国虽然有 200 多个法学院，但其律考（BAR）通过率相对较高。而日本和韩国等东亚文化圈更看重资格考试，虽然近年来受美国影响改为了研究生阶段的法律教育门槛，但历史上都是通过极其严苛的考试来控制人数。
回到中国现状，法学教育与法考的双重宽松导致了人员供需失衡。刘老师认为，如果未来政策能将年增长率缩减至 3% 到 5%，随着时间推移，当前积压的五年内年轻律师群体会有一部分流失，一部分慢慢变老资深。他提到，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生存状态太差（远不如 10 年、20 年前），选择一边做律师一边“考工”（考公务员）或者尝试副业。
尽管年轻律师很难，但刘老师指出，“整个青年一代都很难”。相比之下，律师依然是不错的选择。他举例，2002 年他北大毕业时，许多文科优秀同学视《南方周末》等媒体为黄金年代的圣殿，争相去做记者。然而十年后自媒体兴起，传统媒体没落，当年的北大记者同学如今无一留存，甚至有年轻记者中途转行做了律师。他安慰年轻律师：只要能熬过 10 到 15 年，等到生育率断崖式下跌导致十年后大学关门、行业新流入人口自然减少时，现在坚持下来的这批人在 40 岁左右就会成为行业无可替代的中流砥柱。对谈者在一旁幽默地调侃：“你这饼画得太大，不过以后我招助理就用这招，告诉他们我能让你 10 到 15 年后还在牌桌上！”
* **国际对比**：全美约有 200 多个法学院，主要通过高门槛、高学费的 JD 教育控制准入；全球法学院数量最多的是巴西（据称有 1000 多个）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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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开“实习律师奴隶制”与 Dirty Work 乱象
谈及改善年轻律师生存现状的呼吁，刘老师和对谈者展开了关于合伙人责任与制度缺陷的深刻辩论。如今在小红书等平台上，年轻律师常将自己的处境自嘲为“实习律师奴隶制”。刘老师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合理的实习期转所制度造成的：实习生在一年的实习期内被绑定在某一个代教律师身上。中途如果因为代教律师离职等客观原因换所还好，但如果是由于主观上不喜欢带教律师而想走，一旦离开，之前的实习期就会被“彻底清零、重新计算”。
这种制度缺陷导致合伙人手握绝对的话语权，有些缺乏良心的合伙人便肆无忌惮地“剥削”和虐待年轻人。年轻律师口中的“Dirty Work（脏活）”分为两类：一种是琐碎的专业工作，例如“把一个视频下的几百条评论一条条截图取证”，这虽然烦琐但属于分内之事；另一种则是纯粹的私人杂务。刘老师在调研中听到一个真实案例：某年轻律师通过父母的朋友介绍去一个所实习，结果痛苦不堪，因为带教的女律师每天抽很多烟，下班前的固定任务是让实习生去“洗烟灰缸”。此外，诸如帮带小孩、接机、收快递等私事屡见不鲜。更有甚者，现在的律所招聘公然要求年轻律师“必须会开车”，甚至最好能“自带私家车”。江浙沪的一些独生子女开着保时捷来上班，拿着三四千块钱的工资，却成了律所的免费司机和免费用车。
* **制度枷锁**：实习律师在一年实习期内若因主观意愿中途转所，已完成的实习时间将全部作废，必须重新计算。 * **职业预期变化**：二十年前的传统律所工作虽苦，但合伙人承诺的“五年有房有车、十年成为合伙人”往往能兑现，年轻人有奋斗盼头，讲求“从一而终”；而如今在访谈的 100 多个年轻律师中，绝大多数低年级律师预期自己只会干两三年，不再奢望在该所晋升合伙人，劳资双方普遍陷入短期功利化的心理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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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无法取代的“背锅”功能与标准化业务的黄昏
针对人工智能对律师行业的冲击，刘老师分享了他去年在武汉“人工智能做不了的事”学术年会上的核心观点。尽管他自嘲是技术盲，但他坚定地认为 AI 无法完全取代法律职业，尤其是最高精尖的两个核心领域：第一是法庭辩论，那种需要唇枪舌战、极快节奏和高度随机应变的诉讼场景，AI 短期内只能辅助而无法取代；第二则是关键的“风控和背锅责任”。
刘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AI 是不能背锅的。”客户找律师事务所，本质上是为了转嫁和分担法律风险。正如大厂和国企内部虽有极强的法务团队，但重大事项依然会花巨资聘请红圈所，就是为了在出问题时有主体能够承担责任、提供兜底。
不过，AI 会对“高度标准化”的法律业务带来毁灭性冲击。他以大学老师讲课做类比：他自己讲课极不标准化、不爱用 PPT 且场场即兴，AI 很难复制；而那些 PPT 码满字、十次讲课如出一辙的标准化老师则极易被取代。前不久北大校友开发了一个“AI 苏格”（注：原文为“AI 苏力”），将苏力老师的所有文章致辞喂给 AI，虽然能模仿到一定程度，但坐在台下的真苏力老师（刚满 70 岁荣休）一眼就能看出差距。
在法律行业中，诸如房产按揭、移民填表等高度标准化的业务，甚至包括 IPO 中大量的细致合规工作，都属于 AI 取代的高危区。而离婚诉讼等涉及复杂人性的民刑事案件则相对安全。
* **学术轶事**：在前不久的会议上，针对刚满 70 岁荣休的北大苏力老师，有校友展示了输入其全部著作和演讲后生成的“AI 苏力”，实现了现场真假苏力的同台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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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律师配 AI 实习生：被斩断的金字塔晋升梯
对谈者提出一个严峻问题：现在诸如上诉状或代理意见的写作，过去新人需要历经 5 到 6 年的职业训练才能写好，如今借助 AI（尤其是英文翻译和起草）能瞬间达到成熟水平。这种“一步到位”导致年轻人的传统学习打磨过程被严重压缩，律所的雇主需求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刘老师分享了两个礼拜前一位红圈所合伙人在香港大学与他交流的真实案例。该合伙人的团队现在只有“两个资深律师加一个实习生”，没有招收任何一、二年级的新人。合伙人直言，两个资深律师做的是 AI 干不了的活，而剩下的所有琐碎工作，只需要一个会熟练调教 AI 的实习生就能搞定。
这种“短视”的用人模式彻底瓦解了英美大所和红圈所传统的“正金字塔”筛选机制。过去律所从北大法学院招 10 个优秀毕业生，给他们分派 Dirty Work，在 7 到 10 年的底层大基数筛选中容忍“看走眼”，最终大浪淘沙培养出一两个合伙人。如今，律所不再需要这个培养基座，转而依赖高频更换、性价比更高的“AI 实习生”。这带来了一个可怕的死结：实习生永远没有机会成长为资深律师，而一旦现有的资深律师单飞或晋升，整个律所的梯队将面临无人接班的断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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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退博士：学术圈是接近赤贫且高度孤独的修行
对话最后转向了对追求学术和读博这一人生选择的探讨。刘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句名言：“除非有一个研究项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个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根本不要申请博士。”他至今仍死守这一观点。
学术之路是一条风险极高的非线性回报之路。刘老师坦言自己当年是“无知者无畏”才侥幸走到今天。他直到三十五六岁作为助理教授工作时依然存不下钱，基本处于“月光”状态，直到近十年（45 岁左右）才稍微有些积蓄。相比于早早进大厂或当律师的大学同学，学者的经济回报极其滞后，且淘汰率高得惊人。很多人在 28、29 岁博士毕业时，环顾四周发现当年的老同学要么成了律所合伙人，要么成了体制内的科技干部，那种巨大的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极其考验心态。刘老师自认心态好是得益于在人大附中数学实验班接受的六年洗脑式精英教育，老师从小就给他们灌输“你们是超常儿童、未来的科学家”的信念，导致他骨子里认为做研究是理所应当的。
他提到最近有一位马上要读博的学生，在两个学校的 offer 间纠结：一个学校名气大一个档次，但另一个稍差的学校给的奖学金多了一倍。学生坦言：“博士淘汰率这么高，有三分之二的人最终找不到教职。如果我注定是那找不到教职的三分之二，去差一点的学校好歹还能攒下点钱；如果去顶尖学校努力多年依然被淘汰，我将一无所有。”刘老师听完直言“挺难受的”，但也理解如今年轻人的现实困境。
他强调，读博到第五、六、七年时，一年到头见导师不超过五次，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只能孤独地与自己的课题相处。因此，学者必须是一个“不仅能忍受孤独，还要能享受孤独”的人。只有具备即便七年毕业后依然赤贫、看着同学发财当官也绝不心理失衡的强大信念，才配走上这条路。现在国内博士扩招厉害，许多人为了拿个博士头衔而盲目入坑，时间成本极高。如今文科博士毕业，在英美学制缩短的背景下，想要拿到一个稳定的长聘教职（Tenure-track）助理教授，中间往往还要做数年极不稳定的博士后或访问学者。而在 2009 年刘老师毕业的那个年代，一毕业就能直接光顾中生教职轨道的好景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的成本和风险平衡已经变得极其恶劣。
[02:00:00](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4Lq6VEX5?t=7200s) 公务员“食物链”的二十年大倒转
关于近年来大热的公务员考公现象，嘉宾从社会学视角分享了一个极为生动的代际对比。回溯到2002年嘉宾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考公在毕业生的就业“食物链”中其实处于最底端。当时的法学顶尖毕业生，首选是外企或外资所，其次是国内顶尖的“红圈所”（如君合、金杜等），再不济也会选择去跨国企业或民企做法务，最后实在去不了的才会考虑国企，而公务员则是垫底的选择。然而，经过二十年的时代变迁，到了2022年，这一职业偏好序列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倒转。
根据嘉宾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老师的交流，直到2020年疫情前，北大本科毕业生中仍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人选择做律师。但现在的局面已然改变，广义上考公进入体制内（包括国家机关、国企等）的人数比例已经过半。在人大、清华等其他名校，这一比例甚至更高。法学专业在经历了一段“就业最差专业”的低谷后，如今正是因为“能考公、坑位多”，在有600多个法学院的大背景下，再次逆袭成为文科中的香饽饽。
然而，体制内的光鲜背后也伴随着现实的骨感。如今各地的国家机关和国企财政状况不比二十年前的黄金年代，在八项规定的严格约束下，“公务员的油水和待遇也没有那么好了”。年轻人之所以趋之若鹜，归根结底图的是“稳定”二字。相比于每天要愁案源的律师，或是面临35岁中年危机、随时可能被裁员的程序员，公务员能让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稳稳地拿到每月的薪水。
但嘉宾直言，许多人在23岁或25岁刚毕业时觉得公务员是绝佳职业，可过了五年，现实的围城就会显现。首先面临的就是“升不升得上去”的现实问题；哪怕只想躺平，也会发现公务员微薄的工资在面对结婚、生子等人生重担时显得捉襟见肘。更具戏剧性的是，这时候再看看当年那些“因为学习成绩没你好、被迫去做律师”的同学们，他们熬过前五年熬出了头，开始真正挣钱、声名鹊起。
这种现实的心理落差，正是导致目前大量30多岁的法官、检察官及公务员选择辞职、跳槽出来做律师的核心原因。在官僚体系中，许多极其聪明的人被埋没在层级体制内，不敢出头，往往要熬到45至50岁才可能有所晋升，甚至一辈子都在默默无闻中度过。相比之下，做了十年的律师可能已经小有名气，还能在媒体、网络上接受采访或直播。谈到这里，主持人刘玉轩打趣道：“你不会说我吧？”引发一阵笑声。嘉宾总结道，法律人迟早大多数还是要回到法律职业（体制外）中来的，因为体制内容不下每年十几万的法学毕业生。
- **2002年就业食物链**：外企/外资所 $\rightarrow$ 红圈所 $\rightarrow$ 民企/跨国企业法务 $\rightarrow$ 国企 $\rightarrow$ 公务员（最底端）。 - **体制内律师激增数据**：全国公职律师（政府机关内通过法考的公务员）数量已从2017、2018年时的2万多人，暴增至最新的13万人。但由于岗位限制，他们绝大多数日常做的仍是行政本职工作，而非纯粹的法律实务。 - **行业体量对比**：全国目前有83万律师，律师业的市场体量远比体制内岗位庞大。
[02:04:59](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4Lq6VEX5?t=7499s) AI狂潮下的专业误区与追随内心的职业真谛
面对这种就业倾向的周期性波动，嘉宾抱有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开放心态。他认为，虽然人口结构等大趋势是刚性、不可逆的，但就业选择、文理科的冷热交替，很大程度上存在着“Cyclical”（轮回循环性）。就像现在人工智能（AI）概念大火，家长和学生盲目跟风、一窝蜂地去挤理工科和计算机科学（Computer Science）专业。在嘉宾看来，这种做法反而非常“短视”。
“一窝蜂去学的，正好是要把你取代的东西。”嘉宾犀利地指出，写代码和编程反而是离AI最近、最容易被AI直接取代的领域，这种扎堆“其实最吓人、最踩雷”。相反，那些看似冷门的哲学、历史等文科专业，因为涉及人类形而上的思考、历史原始一手材料的收集与情感理解，反而更难被AI轻易替代。他预测，不需要等上十年，可能两三年内大家就会意识到计算机和部分工程专业的潜藏风险，观念自会迎来回潮。
在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未来社会完全无法精准预测的宏大背景下，职业选择似乎又绕回了最初的真谛——“听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真正愿意干、觉得对的事”。嘉宾坦言，自己虽然平时做事讲逻辑、讲理智，但人生中考法律、读社会学、在美加学习工作20年后转赴香港等所有重大抉择，全部是“凭感觉”。他自认运气极好，每一步都走通了。他奉劝当下的年轻人，不要因为刷了一个星期的小红书，觉得学法律比金融好就盲目跟风。只有自己选的路，哪怕走错了也甘之如饴，才不会在随波逐流中迷失。
访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近尾声。主持人刘玉轩（中二大宣哥）为整档节目做了极具个人风格的结语。他特别向观众展示了录音棚里极具辨识度的“老虎”视觉配色与卡通老虎设计，逗趣地提到这是为了照顾大家拍照的视觉效果。
作为“一个在法律世界里摸爬滚打却依然保持中二之魂的法律人”，刘玉轩在节目最后表达了对观众点赞、收藏和订阅的感谢，并透露随着《Tiger Legal Talks》（泰格法律谈）的不断成长，未来将会邀请更多法律界以及跨界的大咖加入对谈，持续输出有深度、有趣味的重量级内容。
- **AI取代的悖论**：计算机编程等技术性学科离AI最近，首当其冲面临被取代的风险；而哲学、历史等重在人类思考的“形而上”学科反而具备更长的生命力。 - **职业选择建议**：拒绝“小红书式”的盲从跟风，警惕金融、法学等热门专业的表面光鲜，应以内心真正的热忱和自主选择为准。 - **节目尾声**：主持人刘玉轩预告下一期《Tiger Legal Talks》将继续带来深度跨界谈话，并呼吁观众准时收看。
## Notable quotes > 语言这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门槛，你没跨过去之前你觉得特重要……你达到那个阶段那个境界之后，你就觉得没那么重要，最后还是要比会什么东西。 — 刘思达
>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 霍姆斯
> 你要明白，读法律是个金饭碗。 — 刘思达的堂姐
> 你真的能在美国读七年社会学？我不信。 — 刘思达的堂姐
> 第一句话什么意思？哪位同学给我解读一下？ — 赵小丽
> AI 是不能背锅的。 — 刘思达
> 你这饼画得太大，不过以后我招助理就用这招，告诉他们我能让你 10 到 15 年后还在牌桌上！ — 刘玉轩
> 除非有一个研究项目能让你热爱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出来，在一个接近赤贫的状态下生活七年以上，否则根本不要申请博士。 — 刘思达
> 博士淘汰率这么高，有三分之二的人最终找不到教职。如果我注定是那找不到教职的三分之二，去差一点的学校好歹还能攒下点钱；如果去顶尖学校努力多年依然被淘汰，我将一无所有。 — 刘思达的学生
> [02:04:59](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4Lq6VEX5?t=7499s) 一窝蜂去学的，正好是要把你取代的东西。 — 刘思达
## Mentioned 刘思达, 中二的大暄哥, 刘玉轩,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 北京大学法学院, 芝加哥大学,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多伦多大学, 新富甸银行, 富甸银行, 北大附中, 《英语900句》, 《Science》, 人大附中, 华罗庚数学学校, 梁丽萍, 霍姆斯, 苏力, 贺卫芳, 沈宗灵,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福柯, 韦伯, 赵小丽, 李猛, 杨善华,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卢梭, 《社会契约论》, 张永乐, UCLA, 安德鲁·阿博特, 《歌剧的逻辑》, 《割据的逻辑》, 《法律与社会十三讲》, 美国律师基金会, 美国律协, 西北大学法学院, 詹姆斯·赫克曼, 《芝加哥律师》, 《JD之后》, 《律师生涯的塑造》,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 司法部, 公安部, 市场监督总局, Herbert Kritzer, Civil Lawyers as Gatekeepers, 全国律协, 深圳律协,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 《南方周末》, 小红书, AI 苏力, Tiger Legal Talks
## 弹幕氛围 (Danmaku mood) — 137 条 整体氛围呈现出高度的敬佩、震撼与深度共鸣。观众对视频中嘉宾极其硬核的学术与人生履历感到惊叹，同时在涉及法律、社会学、行业现状（如律师实习、AI冲击、加班等）以及时代变迁的话题时，引发了大量高学历或相关专业观众的深度思考与职场共鸣，期间不乏幽默的调侃与欢快互动。
**整体情绪**：😊 正面 50% · 😐 中性 35% · 😞 负面 15%
**热议点** - **惊叹于嘉宾极其硬核的顶级学霸履历与智商碾压** —— “太特么硬核了” - **对北大、社会学及文理兼通的思维逻辑表示佩服** —— “能考上北大说明文理科只是好和更好的区别” - **共鸣并吐槽当代律师、法学生以及职场的生存现状** —— “年轻律师的学习过程没了 很恐怖” - **调侃并认同嘉宾或博主的幽默感与专业度** —— “太厉害了，大暄哥找的专家都那么幽默风趣，专业度顶级” - **探讨社会时代变迁、行业内卷与AI对未来的冲击** —— “这也是信息时代 AI时代 最难的”
**代表弹幕** > 太特么硬核了
> 聪明人讲普通人的噩梦却是梦 真的过了 服！
> 给暄子碾压了 哈哈哈
> 顶级理科生的浪漫
> 命运的推背感
> 一个敢问一个敢讲哈哈哈哈哈哈
> 听懂的人都流泪了
> 学社会学的我们感觉一开始连路都没有，但是都是凭着兴趣选择了这个专业，最后开心地毕业了转行了。
[Source](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Z4Lq6VEX5)